美国之音 | 独家:“墙国韭菜”出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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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空间词条:异议人士原文

6月的一天,徐峥和父母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他告诉他们,他又要去打工了,不知道多久回来。他心里想的是,他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相见了。

在深圳蛇口海关出境时,他佯装淡定地一一回答公安边防的提问——他持有乌克兰的商务签证,去考察当地的餐馆市场,计划开一家中餐馆,一个月后回来。警察反复检查他的文件,又把他带到一间小屋里继续盘问。徐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旦出现任何纰漏,不仅行程泡汤,最担心的是万一护照被边防人员剪角,他就再也不可能“逃离墙国”了。

所幸的是,一个多小时后他被放行了。6月25日这天,坐在从蛇口开往香港的船上,他的心里五味杂陈。一到香港机场,泪水就涌上眼眶,他想到2019年8月数十万示威者曾在这里静坐,抗议警方暴行,要求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

当飞机终于在夜色中驶离香港时,他再也忍不住地号啕大哭。

“我的眼泪一直掉,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能去哪里,但是我知道我说话,我再也不会被中国的警察喝茶抓捕这些了,” 徐峥对美国之音说。

近日,徐峥在推特上以“希尔@antichinaccp”的化名详细记录了“逃离墙国”的曲折经历,包括如何应对中国海关的严苛盘查,引来大量关注。

他选择在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百年这天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接受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

“我不打算匿名了,就堂堂正正地视频,说出自己的真实经历,”他说。

因为“六四”被退学

徐峥自称是一名“墙国韭菜”,23岁,四川雅安人,在东北长大,高中肄业。他说,自己读书晚,20岁才读完高三,但是2019年高考前几天,他被学校劝退,因为他和学校党委书记围绕89天安门事件吵了一架。

“那个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洗脑,说当年资产阶级煽动学生暴乱,想推翻共和国之类,我说那不是真的,学生因为反对贪污腐败,想要言论自由才走上街头。然后老师就把我举报了,通知了学校的党委书记。”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16岁的徐峥开始 “翻墙”。当时香港人争取民主和普选的“雨伞运动”正如火如荼。学会翻墙后,他说自己看到数不清的中国政府打压人权的悲惨案例,从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到拘押上百万新疆穆斯林,还有因为被指泄露中国最高领导人隐私被重判14年的牛腾宇……

“我知道这些以后内心非常痛苦,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公开场合去声援他们,因为那样的话我也会有生命之灾,所以我一直是很煎熬的,” 徐峥说。

此间,他也有过两次被“喝茶”的经历:一次是2018年因为用QQ邮箱签署了美国白宫网站上抗议北京新疆政策的公开信,他被警察直接从学校带走;还有一次是2019年成都秋雨教会牧师王怡因“煽颠罪”被判刑后,他在微信上喊出“王怡牧师无罪”后被当地派出所传唤。

铭记2019年香港的夏天

被退学后两天后,徐峥在深圳罗湖区一家便利店谋得了一份工作。他回忆说,那时深圳遍地都是“三和大神”(深圳市龙华新区三和人力市场周边凭借日结薪水和低廉成本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找个工作不是难事。

“我之前做过很多工作,都是所谓的低端人口工作,比如外卖员、快递员、餐厅服务员、收银员这些工作。因为我没有办法读到大学,就没有办法找到看起来比较体面的工作,”他说。

徐峥告诉美国之音,选择去深圳打工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香港正在爆发“返送中”抗议,他想加入港人,做一次真正的“反贼”。

那时大陆居民办理港澳通行证并不困难。在便利店打工期间,徐峥偷偷去过两次香港。他参与了200万人的大游行,听到整整一条街的人都在喊“打倒共产党”;他看到警察用催泪弹击中了一个小孩的头,鲜血直流,母亲在一旁绝望地哭泣;他与香港市民传阅的《苹果日报》,如今这份报纸已经被迫停刊。

“我会铭记一辈子,2019年的夏天,”徐峥说。

秘密策划出逃路线

那时他还没有“逃离墙国”的念头。他还期盼美中贸易战可能会迫使中国开放。可是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中国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旅行限制。自去年初,中国暂停办理因私护照的消息四处流传。不断有人在网上发布自己办护照和出境被拒的消息。

当年11月,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尹成基在一次有关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会继续“严格控制不必要人员跨境活动”, “从严审批中国公民旅游等非必要事由的出入境证件申请,劝阻和限制内地居民旅游、探亲、访友等非必要、非急需出入境活动。 ”

徐峥坐不住了。

“我在推特上看到了大量的信息,显示习近平要闭关锁国,结合办护照这么难,我开始紧张了,今年2、3月就开始有了离开的想法,”他说。

“我这样的墙国韭菜,想取得发达国家的签证非常困难,只好作罢,但是没有签证绝对无法通过内地的口岸边检,”他说。

他开始研究各个国家的入境和隔离政策,结合推友的分享和自己的经济能力,策划出逃路线。经过几个月的秘密筹划,他决定从蛇口出关,坐船到香港,再从那里经伊斯坦布尔飞抵乌克兰首都基辅。

“我是躺平族,打工时不会花很多工资,一直存钱,机票以及各种手续用了将近两万元,我存了一年,” 徐峥说。

他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家人和朋友。他觉得中国现在弥漫着一股文革的气氛,担心被人举报。他说,周围的同龄人中至少八成都是和官方站在一起的“粉红”,他其实没什么能说心里话的朋友。

警察来了

7月1日,北京正在举办盛大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活动,徐峥在这一天来到中国驻基辅大使馆前抗议,也第一次将自己的照片发布在推特上。

“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压迫和折磨。我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韭菜,只能卑微的站在中共国大使馆门口举牌发声,”他写道。

几个小时后,中国警察找到了徐峥在四川老家的父母。徐峥说,连日来,警方不断骚扰他们——监控电话、控制行动自由,还到家中抄走了他留在中国的手机、电脑等物品。

母亲通过微信和他语音时,父亲在一旁对他破口大骂:“你个狗汉奸,国家有什么不好?你赶紧回来自首,要不就死在国外,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

徐峥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父母都是老实人,也是普普通通的“墙国韭菜”,父亲是国企的下岗职工,母亲是个体户。他们不是党员,也不是既得利益者,拥护共产党仅仅是因为党国的宣传。

“可是就算他们心里向着红,中共也不会因为他们亲政府而不去骚扰他们,”他说。

乌克兰不是久留之地

那次在大使馆门口公开露面后,徐峥收到了很多辱骂他的留言,还有人威胁说,他的照片已经被发到当地“爱国华人群”里,如果他露面就会尝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滋味。

“我在这里也是很担惊受怕的,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使馆的这里有专门的微信群,和统战部合作,每天都在收集在基辅的这些华人的思想动态,我的行踪可能会被人记录,”他说。

就在徐峥离开中国的同一天,据美联社报道,北京以扣押50余万株准备出口到乌克兰的中国疫苗相威胁,迫使该国撤回了一项支持彻查新疆人权状况的声明。 这项由加拿大发起的声明获得了40多个国家的联署。

这个消息对徐峥来说宛如晴天霹雳。他觉得乌克兰不是久留之地。他担心中国会进一步施压将他遣返。

一场没有回头路的逃亡

7月11日,在基辅度过了焦虑不安的十余天后,徐峥搭上了一架从乌克兰途径荷兰飞往厄瓜多尔的航班,并选择在阿姆斯特丹“跳机”。他说,荷兰反对香港“国安法”,谴责新疆集中营,这样的国家能保护人权。 他希望能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

“我真的不敢再回中国去了。在中国任何批评习近平的都会受到严厉的折磨,” 向机场荷兰警方申诉前,他给美国之音发来最后一条视频。

徐峥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走向哪里,命运将会如何,他只知道没有回头路了。他会害怕,觉得孤立无援,但是不曾后悔。

有时他会望着和父母在照相馆拍的那张照片默默流泪,尽管自己与他们政见不同,但毕竟一起生活了20多年,那份亲情是永远割舍不断的。

他还想对“墙国”里每一位和他一样渴望自由的人说,走出来的机会就像1949年登上去台湾的船那样珍贵,希望大家都能活在不会有文字狱的地方。

歪脑 | 这些千里之外的内地人,成为香港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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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空间词条:CDS专页:大陆人看香港抗争原文

作者:pxmls
在内地一大学就读的学生常阔至今仍记得2019年国庆节。香港街头国殇大游行,警察打出“反修例运动”第一枪,击中一名中学生,全港震动;与此同时,她的学校正在组织欢庆建国70周年纪念活动。

辅导员特别邀请她到报告厅,观看阅兵直播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同受邀的,清一色是优等生、学生干部,或“少数民族代表”。他们将国旗贴在脸上,合唱《我与我的祖国》,落泪鼓掌。常阔感觉局促,“很想赶快走掉”,同时困惑,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和大家有同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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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宣传海报 (网络图片)
她没有干部头衔、成绩也一般,但她很清楚自己为何在此。辅导员寄望通过这类活动教育她“迷途知返”。

节后的共青团团日班会,辅导员突然让常阔在全班面前分享看电影的感受。常阔认为辅导员或期待“看起来很港独”的她能“按照他的希望说出爱国爱党的话”。但常阔谈起最近香港的事,希望大家看到主流报道外每个人的真实生活。

会后,班干部问常阔:“你是不是港独?”

她感到强烈耻辱感。

“屡教不改”使常阔遭遇冷暴力。她从同学处听说,其他学院例行点名时向众人通报,“我们学校某一个同学被境外势力洗脑,她讲的港独、女权都是境外势力”,提醒学生小心。那之后,常阔被社交孤立,甚至从性别社团认识的同学也删除她微信,不再理睬她。

常阔并非个例。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内地不少同情或支持运动的个人,笼罩在爱国主义政治氛围下,沉默、被封禁,成为他们普遍的经验。这些与香港远隔千里的内地人,成了运动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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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街头国殇大游行时警察逮捕游行者 (图片来源:AFP)

付出巨大代价的网络资讯搬运工

2019年6月起,因反对《逃犯修例》修订草案,香港民众走上街头。随着运动愈演愈烈,简体中文舆论环境对示威者的厌恶、爱国主义的情绪日渐高涨。为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的,是当时大批民族主义青年“翻墙出征”,与反修例网民骂战,向境外输出“爱港爱国正能量”。而鲜被提及的,是一批关注香港的青年也翻过高墙,却做反向信息输入,转而向国内网络不知疲倦地搬运运动信息。

2019年7月,帝吧发起“反对暴力乱港、守护一国两制”出征行动,翻墙到Facebook洗版,香港社交媒体出现大批简体字留言。随后“饭圈女孩”等各网络群体持续出征,官媒“共青团中央”官微与央视新闻联播亦对此表示支持,称“从饭圈女孩到帝吧网友再到广大海外留学生,所有爱国爱港的力量正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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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吧出征”成为当日热点事件榜首 (网络图片)
战火烧至支持运动的香港艺人。他们遭遇不成文的官方封禁,封杀名单包括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歌手何韵诗,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金像金马双料影后叶德娴、影帝黄秋生等。

哪怕并非表达政治立场,只要有同情运动“嫌疑”,都可能让公众人物退圈。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内地学者方可成因转发运动相关资讯被全网删号,永久封禁;歌手容祖儿微博发布在飞机上戴着口罩的照片,刘海恰巧遮住一只眼睛,写道“只知道飞”,即被网民视为港独,“飞”字解读为Free的谐音。她迅速从湖南卫视双十一晚会表演名单中消失。

容祖儿微博照片 (网络图片)
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港台、新疆政治议题成为绝不可冒犯的领域,“辱华”抵制延烧至体坛、时尚品牌等领域。NBA总经理莫雷在推特发布“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标语,随后整个NBA一度在中国被禁;德国球星厄齐尔因支持维吾尔族言论被大陆全网除名;Dior中国地图缺失台湾争议,到最新的H&M新疆棉花争议,都是类似事件的不同版本。

长期关注社运与公共议题的内地青年社群,在这个浪潮下持续小范围、零星地表达对香港的关注。常阔因为没办法忍受整个宣传机器颠倒黑白的程度”,频繁在朋友圈不设分组地转发香港局势新闻动态,搬运学者解释运动的文章,希望更多不知晓或不关心的人看到,“打破信息差”。她也试过在线上与不同立场的人交谈,但往往“很多挫败,也付出一些代价”,轻则冷嘲热讽,重则拉黑删除。

网上发声的代价,轻则删帖,重则封号。他们的微博、微信、豆瓣、QQ空间、网易云音乐账号不断重建。

账号可以重开,但不同政治立场落入真实世界,就切实地影响了真实生活。

作为大学公开为性少数,加上异见学生的身份,常阔常年处于监视中,她每星期要去几次学工处或团委汇报,辅导员会通过同学了解她的日常动态,行踪被掌握,甚至要时不时发定位给辅导员。常阔感到痛苦和窒息:“我并不想被当成一个问题学生这样被对待,而是希望对方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人。”

最终她付出了人际关系的代价。常阔发现,经常的转发和政治表露,换来了很多同学的默默屏蔽。有时她会怀疑自己做这些转发的意义,支持反修例运动是否“只是一种自我认同和肯定”。

后来常阔听说两个案例。有人匿名发布一篇自己在香港运动中的见闻,深夜被大学同学实名挂朋友圈,称“毕业生某某一定是收了境外势力的钱”。也有人转发学者周保松关于香港争取自由的文章,被初中同学反复辱骂,甚至挂进初中班群,意图让其“社会性死亡”。

沟通无果与恐惧,使她断绝了与原本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的信任。被监视的不适感也使常阔无法再信任同学老师,最后全部屏蔽。

关注香港使得她遭遇许多,香港舆论也并不会对此关注和回应,但她依然选择继续关注。她认为,作为内地人,没有像香港人那样的反抗空间,她其实是通过对香港运动的关注和支持来表达自己的反抗。

举报文化深入工作生活

民族主义浪潮之下,另一个出现的社会现象是举报文化盛行。2019年7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曾因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置身香港游行现场照片,被网民举报为“港独”,遭遇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其公共账户被关,甚至被警察带走问话,一度短暂失去自由。

内地大学生秦宣活跃于Instagram做政治创作,写诗或画画声援香港。2019年11月,他收到学校电话,称学校接到举报,得知他在境外网站发布相关信息,要成立调查组专项调查。

秦宣回忆,他被叫到学工处会议厅。赶来的学院党委书记和辅导员在门外被拦下,学工处两名领导表示要和秦宣单独谈话。他们拿出举报者的截图,拿他“当犯人一样”,一条条询问贴文意思,问他怎么看待一国两制,怎么看待香港运动。

对话被记录下来,秦宣不知会交给谁处理。学工处在调查结束时告知,这轮是“学校找你”,不确定后续是否会有公安或国安更高层面来找。因这场风波,学校一度想取消其奖学金评选资格,因学院保护而得以保全。

作为交换条件,秦宣手写一份保证书,当中写道:“本人支持一国两制,保证不再翻墙和使用墙外软件。”并承认错误,删除已发表内容。保证书写满整页A4纸。

2019年11月,公司白领于波收到朋友转来的举报网贴。贴文称他为“党内两面人”,其朋友圈内容被一一整理,并用红字标出他真实姓名、工作地、教育背景,及中共党员身份。打开链接瞬间,于波血气上涌,心跳剧烈加快,满头大汗,“好像有很多人在指责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于波自己都不敢再打开那个链接。

一周后,他曾就读的大学通过舆情监测获知此事。这则举报从学校宣传部转到学生办,也传导至学院,学院领导向他导师打听这个学生的思想状况有没有什么问题。于波早在几年前毕业,学校的调查尚未造成实际影响。

一个月后,公司也监测到此舆情。领导先“绕着圈子”向他所在部门负责人打听其平时为人处世,然后办公室打电话给于波,表示公司会组织各部门开会讨论。挂断了电话,于波几天睡不好觉,像在“等待审判”。

下一个周一,公司党支部、办公室、人力资源、法律法规部门及直属领导坐满会议室。于波提前想好策略,在会上指出自己作为10年党龄老党员,“肯定是坚决支持一国两制的”。企业党支部对这类事件也没有经验,“既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企业党支部当然也不希望继续上报,以免事件继续发酵”。他们想到折中方案,为免后续麻烦上门,要于波写下承诺书,作为公司已有所作为的依据,希望事件到此为止。

于波原做好“被离职”准备,但部门领导表示“尽量会保他”,希望他配合公司要求。他上交的承诺书被党支部书记逐字逐句修改,以符合“承认错误的诚恳态度”。软硬兼施下,于波纠结万分地交掉这份承诺书。

回想这些经历,于波和秦宣发现,举报者都是他们社交圈的人,然而反复推敲、排查也无法锁定目标,只好将重点怀疑对象全部屏蔽。

被举报经历让秦宣情感遭遇“很严重的摧毁和打击”。那段时间走在路上,他会突然恐惧、心痛,想到认识的人一直持续观察、搜集信息举报他,感觉“像文革一样,与身边亲密的人之间的信任遭到破坏”。秦宣开始特别留意朋友圈的分组,每隔一阵就检视一遍,判断“好友列表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

政治抑郁的内地生,却必须回到内地

2020年,疫情与《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运动进入低潮,失落气氛弥漫。身处夹缝中内地留学生也感受同样的低气压。

中学时期,何郁认为自己受香港启蒙,视香港为文化上的精神家园。后来她来到香港读书,经历过运动的日常:楼上吃饭,楼下放催泪弹,打开手机看到的即时新闻就在正下方发生。经历反送中运动后,何郁发现,对她来说,香港作为一个政治体,已经超过一个文化符号。

“如果说2019年是一种崩坏状态,2020年则是纯粹的腐烂,它就慢慢一点一点烂掉。”参与武汉疫情时救援、再见证国安法成为事实,何郁的政治抑郁跌至谷底。被绝望感笼罩,她去学校的精神科医生确诊抑郁,之后更休学回家半年。

回家前,何郁非常恐惧。她被内地生同学威胁举报。这名主张爱国爱港的同学,被其他学生将个人信息挂在网上,何郁成为他的报复对象。他告诉何郁,自己已在国安网站提交举报她,也给香港、内地警察、军队打了举报电话。何郁也曾听闻有同学从深圳过关时被国安抓走,失联三天的传言。

担心自己被调查,回家前何郁删去社交媒体上所有运动内容,乃至过海关前两晚,她都在通宵删除和备份。过关时,何郁通知几个联系人,告知超过多久没有联系,就去联系父母。所幸后来平安过关。

休息期间,内地自由派同学圈子构成她主要的社交圈。相近政治立场和关心议题的社群支持对她意义重大,让她找到抱团取暖的空间。半年后,她从抑郁中恢复回港。

随处可见的《国安法》宣传海报 (图片来源:AFP)

在港修读硕士的高逸有相似感受。毕业前夕,运动带来的政治剧变改变学术环境,他所在学校的中国研究中心随之关闭。高逸的研究方向,正涉及中国敏感时期历史,他的研究内容不再被许可,这一噩耗给他的人生带来悬浮和停滞感。

身处香港时,高逸精神状态濒于绝望,他认为这种情绪是创伤应激(PTSD)。触发创伤的契机是他采访一位示威者,听对方讲述自己如何在前线,被警方追击,怎么逃跑,被抓,被殴打,被关进监狱,保释后被骚扰,面临各种恐惧。看着对方的眼睛,他意识到对方是活生生的人,甚至可能是平行世界的自己,屏障就此打破,恐惧瞬间涌入。高逸形容这种感觉:“对于一种不受限制的暴力的恐惧,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是没有个体安全的,也没有什么力量能真正地限制住暴力。”有时,他会把通讯录所有人拉黑,跟所有人告别,像“虚拟自杀”,精神好转又再次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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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在前线被警方追击殴打 (图片来源:AFP)
2020年底,高逸回到内地,这让他面临巨大不适。在香港时,高逸零距离接触运动的惨烈,目睹过几近过着家破人亡的生活,然而回到内地,恐惧变成“没有人在乎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解你为什么会因此痛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冷漠给他带来强烈失真和幻灭感。

PTSD渐转为颓废,他觉得自己一两年前还算亢奋,现在则被完全烧干,“过着一种很侥幸的生活”,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像“苟且偷生”。他意识到:“自己认为这种表面正常的生活方式是要被消灭掉的。”

在港长居的内地行动者江思泉感觉,运动的景象已离开很久,政治打压却每天都在上演。

2019年,江思泉每周会去两三次游行现场,去最密集时是中大和理大围城,内地生成群结队撤离,她坚持留在校园,每天参与运动后勤。即便这样紧密参与,仍觉得边缘。“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想要去和对方(反对运动的内地生)说理的状态,更多的做法是发现周围内地生有想要对运动有所理解的想法时,我就会带他走进运动。”

《国安法》落地后,她和准备回内地的友人分别。对方觉得香港的社会气氛已做不了什么,江思泉却仍想见证香港走向哪里。在她可以做的事的列表里,包括在日趋相似的环境中,内地与香港行动圈的日常交流:交流数年来在内地累积的面对威权的经验,比如忽视常常变动的红线,及如何应对约谈与“国宝”。

万物皆香港,被改变的公共生活

 内地公共讨论中的窒息感,从香港运动议题无差别蔓延到其他社会议题。不同公共事件遭遇被歪曲、谣传,最终“万物皆香港”,舆论走向事件背后与香港运动有联系的万能结论。

2021年5月的成都49中发生跳楼事件后,民众在校外手持白花纪念亡者、声援家属,进而演变为警民冲突,有民众被驱散、抓捕。现场视频流传至网络,不少评论称手持白花是被境外势力标志,推断有“港独分子”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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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校外手持白花纪念亡者 (网络图片)
 劝阻邻桌男性在公共场所吸烟后,女权行动者肖美丽一度走红网络,得到支持,随后她被扒出在2014年发过手持“风雨中抱紧自由”标语的照片,因此遭到了曾政治举报过不少人的微博“红色大V”们的攻击,指控她为港独分子,她微博账号被封禁,并遭遇持续的网络暴力。

秦宣所在的一个关注公共议题的青年网络社群经历了聚散,见证近年线上公共生活的变化。社群中的人因2018年某个社会抗争事件相聚,身处不同地点、不同身份,多是网友,未曾见面,却立场与价值相近,共同发声和讨论,逐渐形成共同体。但秦宣意识到,过去积累的“固定”社群,正逐渐被打碎、离散。

原本,他们每天看香港当地的新闻和直播,甚至有群友赶赴香港街头观察运动。后来远处香港的低潮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仍会讨论国安法,但只转发新闻,作为见证和记录,不过多评论,过往的“教训”教会他们这一话题“实在太危险”。随着网络打压加剧,大家对运动的讨论减少,香港新闻从视野里渐淡去,生活里或许有更重要的事。“感兴趣的还会继续去看,不感兴趣的就不会再讨论,”友邻们也慢慢变成了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

这也是反复炸号带来失联的结果,这是一种将人推出社交网络中公共生活的暴力手段。2018年至今,秦宣被炸了21个微博号。最开始,秦宣会不断注册小号,找回友邻互关,继续讨论。然而炸号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注册几天又再被炸,“幽灵号”也不能点赞转发评论,意味着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意味着朋友失联又散开。与此同时,公共发言会招致更广泛的网络暴力,微博成为充满攻击性言论的平台。秦宣慢慢减少用了微博,最后热情降低为零。

失去网络发声平台,秦宣转而建立私密、地下的友邻关系。“在同一个城市里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们就会在私密的空间里见面。”通过私人的联结,也引荐一些朋友,讨论无法在网络空间讨论的话题。但秦宣仍想回到公共讨论中,不然“永远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大家关上门讲话”,他不想让自己变成圈子里面的人。

有人离开香港,有人却走进香港。对学生杨慕来说,炸号惩罚带来了沉默,她意识到自己表达欲被扼杀,长达一年,她不再更新朋友圈。她困惑:“为什么在我好像被惩罚了之后,就不想再去反抗了?”作为内地出生长大的人,杨慕觉得自己长期处于没有希望的政治环境中,“眼见着身边人逐渐成为体制的一部分,环境持续恶化,却什么都做不了”。

她可以共情香港人的政治抑郁,认为这是两地“共同面临的问题”。

 亲友无法阻拦她赴香港念书的信念,她希望自己能更多投身运动现场近距离观察。运动的发展和低潮使她清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她认为在这场运动之后,明白了“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你应该站哪些人。”

所以即使发生了那么多事,她还想去香港读书:“与那么多人有着相似的情感,我在这里将不再那么孤独。”

 (常阔、于波、秦宣、何郁、高逸、江思泉、杨慕均为化名)

中共借挺川华人 接近和渗透共和党 –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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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pochtimes.comJune 24, 2020

【大纪元2020年06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吴芬湘洛杉矶报导)6月23日,《华尔街日报》在网站头版以“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政治捐款人接触到川普和共和党”为题,详细描述了涉嫌和中共相关的美国华人如何积极接触并渗透支持川普的共和党阵营。

被点名的若干人物中,华人比较熟悉的恐怕要算曾经组织“北美华人川普助选团”(Chinese Americans for Trump,又译作“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的王湉(David Tian Wang)。

文章说,据与王湉一起工作的人说,2016年大选后不久,中共洛杉矶领事馆的官员与挺川活动组织者王湉取得了联系。根据《侨报》等中文媒体报导,王湉是中国籍,拥有美国绿卡,他是“北美华人川普助选团”的创办人,并与中共支持的加州华人社团有长期关系。

王湉的政治团体的前成员Lance Chen说,中领馆要求王在川普执政期间帮助为中国游说。Chen说,王湉试图招募他进行游说工作,但他拒绝了。

以捐款当敲门砖

加州商业记录显示,王湉不久后被列为一家新注册的游说公司Wang & Ma Government Relations LLC的首席执行官。另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开的记录,他还向“川普胜利”筹款委员会(Trump Victory fundraising committee)捐款15万美元。

外国政府的游说者必须在美国司法部注册。但《华尔街日报》文章说,王湉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司法部的外国代理数据库中。

试图影响川普政府对华政策

文章说,王湉成了共和党圈子中的常客,还说美国的中文媒体中引用了王先生的话,说他利用川普的竞选活动来推论认为美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军事部署是浪费金钱。

根据《侨报》2017年3月22日刊登的一篇对王湉的专访:作为顾问团成员,王湉说他们每年有四次机会和川普见面沟通,不过他们可以通过写文章的方式提建议,“在助选期间,我们曾撰写文章给川普团队,表示在南海问题上,不支持帮助菲律宾”。

另据“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成员“潘泽康”2016年9月18日在观察者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助选团给川普提供的南海政策建议从分析中国的反航母能力入手,首先详细阐明了假如美国与中国开战,代价将会极其高昂。而后,通过论述中国近二十年来在外交上心态的演变,说明美国外交界如果仍然以一种高高在上、教训的态度对待中国,对于解决南海争端并没有好处。

他还写道:美国的NBC、NPR、《洛杉矶时报》,中国的新华网、人民网、新浪、腾讯都曾采访、报导“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而助选团本身,在积极支持川普的同时,也大胆地向川普团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这些,与传统上不积极参政、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显得有点儿怕事的美国华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华尔街日报》请求王湉置评时,他没有回答具体问题,而是在一条短信中回说:“我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他补充说,他热爱中国和美国,并相信共和党的立场。

川普不知情 共和党立刻切割

知情人士说,2017年5月,王湉应当时的加州委员会主席肖恩·斯蒂尔(Shawn Steel)的邀请参加了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领导人会议。该会议只限于受邀请的人。这次聚会旨在为川普就职后规划共和党以后的道路。

加州共和党委员会在回应《华尔街日报》的询问时表示,它已指示斯蒂尔先生与《华尔街日报》报导中确定的几个涉嫌和中共相关的人断绝关系。

“尽我们所能保障我们的政治不受外国非法干涉是很重要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回答问题时说。委员会还说他们不会返还报导中确认的几个人为接触川普总统和其他官员而提供的捐款,因为委员会不认为这些捐款违反了竞选资金法。

另外,斯蒂尔先生本人说,声称他曾经为中共提供任何帮助的指控是“虚假的、诽谤性的和攻击性的”。不过他也没有回答具体问题。

《华尔街日报》文章说:没有迹象表明川普总统知道这些政治捐款。白宫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一共捐了多少?

在川普总统任期的前半段,《华尔街日报》查明的大部分政治捐款(至少45万)都流向一个名为“川普胜利”(Trump Victory)的筹款委员会。这些捐款是2017年中最大的几笔,当时川普政府正在计划其对华政策。不过该委员会自川普上任以来已经筹集了1.9亿多美元,这些钱现在看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

参与其中的中国公民表示,他们并不是代表中共政府行事,而是出于个人原因或在商业上寻求与川普接近。中共政府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也没有回应。

实际上,王湉接近共和党人远早于2016年大选。当加州共和党议员夏乐伯(Bob Huff)夫妇带领华人抗议SCA-5时,他就是一个积极的组织者。紧随其后的则是老牌亲共侨领张素久(Sue Zhang)。

通过组织华人维权而出名

除了政治献金,为华人维权也是中共贿赂人心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据王湉2017年接受《侨报》专访的自述,他在美国正式参与和组织华人维权或抗争活动从2006年就开始了。

他说:我在美国参与和组织华人维权行动或抗争活动始于2006年,开始规模比较小,少时只有5—10个人,多时有20—30个人,2013年以来规模才越来越大,具体内容包括为中国维权和为美国华人维权的活动,并取得初步成效。

在为中国维权方面,包括抗议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海的黄岩岛,抗议日本以国家名义收购钓鱼岛,并对其国有化。如果要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是中国公民,我有权利这么做。

在为美国华人维权方面,主要包括在2013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发生辱华事件,我奋起组织抗议,最后迫使ABC公开道歉;2014年,我组织领导加州华人抗议SCA-5提案,最终迫使加州议会同意搁置该提案;2016年初,我为“梁彼得案件”中的当事人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而发动“二二零抗议”大游行,最终争取到法官对梁彼得的宽大和公平处理,从监禁15年改判为监禁5年,缓刑5年,并罚到小区做800小时义工。

带领中共相关人员参加共和党高层会议

陪同王湉出席2017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共和党领导人会议的还有三名与中共政府有关的人。第一位是赵刚(Zhao Gang),中共官方网站称他是中国科技部的研究员,专注于国家安全、科技外交和其它问题。

另一位是唐本(Tang Ben),他是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曾在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China Strategic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担任执行委员会成员,该协会是一个不透明的组织,中共媒体称其就安全问题向中国领导人提供建议。其秘书长是退役少将罗援,因其对美国的鹰派姿态而为美国官员所知。

第三位是李肃(Li Su),他是一位有政府关系的商人,曾与中共副总理的一位知名前助手密切合作。

赵先生和李先生出席共和党领导人活动是不寻常的,因为联邦选举规则不允许外国公民在美国政治委员会的决策中扮演任何角色。

赵先生说,他的参与是出于“学术兴趣”,中共政府没有为此提供任何资助。李先生还说,他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

责任编辑:孟文澜

Source www.epochtimes.com

孙立平: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2+

编按:原文发于2013年,已被新浪微博删除。本文转载于2021年1月20日。

高伐林:昨天发了一篇孙立平的文章,今天还是孙立平——介绍他的另一篇文章,谈极权主义的。这文章分三部分在他的微博贴出,有人在网上将之合并成一篇完成文章来转发,我做了进一步整合。其中有些部分显然有所重复,但是不妨碍阅读,也符合“重要的事情多说几遍”的俗话。

极权主义杂谈之一:

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它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极权主义杂谈之二:

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
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的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极权主义杂谈之三:

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道,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作“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利、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TRANSLATION: THE HUNDRED CHILDLESS DAYS

1+

Thirty years ago, Gu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launched the “Hundred Childless Days” campaign under the aegis of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known in the West as the “one-child policy.” The birthplace of the “Boxers” was deemed to have too high a birth rate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County officials sought to correct this by ensuring that not a single baby was born between May 1 and August 10, 1991. As local accounts attest, authorities in the area went to extraordinarily inhumane lengths to be the “best” at reproducing the least.

In what some locals called “the slaughter of the lambs,” women across Guan County were rounded up for forced abortions or induction of labor; one local official claims that these “procedures” were sometimes no more than a kick in the stomach from an out-of-town mercenary. Children who did make it into the world were reportedly strangled, and their bodies tossed into open pits. The families of pregnant women were publicly shamed in repris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local officials in China were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ing broad guidelin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bout family planning quotas, leaving little oversight of how localities reached their target birth rates. In some extreme cases, such as in Guan County, this led to gruesome abuses. While the “one-child policy” was loosened to a two-child policy in 2015, its lingering effects will only be felt more acutely in the coming years. As China’s population ages and may be shrink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percussions wrought by a generation of curtailed births are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ting.

These testimonies were posted by @无逸说 (Wuyishuo) to their WeChat public account on March 15, but have since been censored for “violating regulations.” The provenance of these accounts is unclear, but their details are consistent with information found elsewhere. The Phoenix TV documentary mentioned in the piece below is no longer available online but the transcript is archived. The accounts seem to date back about 20 years, but they were completely new to Wuyishuo, as the post author explained in a brief preface. The post is translated in full below:

“THE HUNDRED CHILDLESS DAYS,” GUAN COUNTY, SHANDONG, 1991

Screengrab of Phoenix TV documentary

Screengrab of Phoenix TV documentary

My first response to this documentary was that it was all a rumor. But when I started to look for refutations, lo and behold, I found none.

Perhaps, I thought, this was due to relevant departments’ habit of “refutation through deletion.” However, when I came across several audio recordings, a Phoenix TV interview with a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 who did not deny it, and Guan County online forum where no one refuted it (and indeed several provided first-hand evidence), I knew I had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future generations a more rigorous understanding of what really happened.

WITNESS I, PART 1

Banners filled the streets with recycled slogans: “Better to stop the family line and put the Party at ease,” “A rope to hang yourself, a bottle to drug yourself,” “Better to miscarry than to give birth,” “Be resolute in carrying out policy, absolutely no more children.”

Tents lined the thoroughfares of the county seat, and inside every tent were pregnant women about to go into labor. At the time people with a rural hukou were prohibited from having children, regardless of their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If word of the policy reached you late and your child was already born, it still didn’t matter. Hardly any children survived. To the west of the county hospital was a garbage dump with two wells several meters deep, practically overflowing because so many bodies were thrown in every day.

It all started on April 26 of that year during a meeting of t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 It was only my third day as secretary of my village Party committee. Just as I was about to get off work, Young Zhao, the courier, said to me: “Secretary Zhang, tomorrow morning t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 will convene an all-hands meeting in the guesthouse. All village and town deputy Party secretaries and above have to go.”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joining the government I had heard of such a thing, a meeting of every official who held real power. Maybe the new Party head was trying to shake things up a bit? But my first day on the job, the former county Party secretary had been demoted because he hadn’t done enough for th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It couldn’t be because of this!

At the guesthouse, an official explained how the county’s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was going. In short, our county was in last place out of the entire province and had been put under special management. The county committee had been officially warned that if the situation did not improve, the lot would be forced to resign. The county secretary shouted himself hoarse, he was so furious: “I’ve already given the municipal committee its marching orders. If we do not go from last to first within a year, I’m willing to face the Party discipline committee without complaint. We can’t turn our county around if we keep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If we are to succeed, we’ll have to make painful decisions. We must tak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put forth extraordinary effort, do extraordinary things, and render extraordinary service. That is to say, I don’t care what you do in your village or town, the birth rate must drop. Today is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for this new effort. I’ll give you five minutes to think about it. You’ll have to give it your all to succeed. If you don’t think you’re up to the task, I call on you to immediately step aside and give way to those comrades who are willing to go the extra mile.”

The secretary finished speaking and the entire hall fell deathly silent. Then a chatter arose. From the podium, you couldn’t tell who was saying what.

After five minutes were up, the 22 local Party secretaries declared where they each stood. The county secretary called roll from front to back. I don’t know if it was because they weren’t prepared or what, but there were two deputy county secretaries who said they wouldn’t be able to complete the task in the time allotted. The reasons they gave were the ideological deficiencies of the masses, the sloppy work ethic of local cadres, poor-quality propaganda, concerns about unresolvable consequences, and so on. The county Party secretary replied with a snicker: “Look at you two genuine cadres, speaking so honestly! Good for you!” He then turned and yelled, “Guards!” Four guards came forth, one to each side of the unfortunate deputy secretaries. “Cuff them and lock them up!” The entire hall was mortified! The two didn’t even know what hit them as they were brought to the holding cells.

“People like them think that just because they’re the big boss back at home they can trade barbs with the county committee! We’re going to detain them for half a month, then let the Party discipline committee and the prosecutor see if they haven’t broken any rules!”

After a lull, the Party secretary continued in a more relaxed tone. “Some say I’m arbitrary, that I do as I please, that I like to play the despot. But if I don’t, how will our work ever get done? I was born to a military family, and I know by heart that “it takes a thousand days to raise an army and only an instant to use it.” Why has the nation invested so much in us cadres? It is because we are here to solve her problems and take on her burdens. What is family planning? It is national policy. What are national policies? They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policies of our country. Our county has utterly failed in carrying out this policy. Otherwise, why would we be sitting here now? If you hide from problems and shirk your duty, what use are you as a Party member and official?”

I thought that this campaign wouldn’t be too difficult, since we had the backing of t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 But I was in for a surprise. I was the first to start getting my fellow cadres in line, since nothing could get done without them. But when I imitated the county secretary in a meeting by asking who was up for the job, about half of my cadres immediately asked to be transfered! Despite making arrangements with the police, when I called on them to detain two troublemakers among my ranks, they laughed and nervously dragged their feet. I was so angry that I abruptly adjourned the meeting, admonishing everyone to go home and think about whether they could get with the program.

Later, I called the police chief into my office to ask why they hadn’t detained the two troublemakers. But before I could open my mouth, he scurried over and hurriedly explained: “Our work here in the village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unty. We’re all locals here, so you can’t really expect us to stir the pot. In fact, arbitrarily detaining this or that person is illegal, so it would be hypocritical for us to break the law we’re sworn to uphold! What you should do is detain only key people. With them out of the way, your work will be a whole lot easier.” This guy was telling me how to do my job, and it was obvious he was trying to intimidate me, the new Party secretary. If I couldn’t even get the police to cooperate, it would only be an uphill battle ahead.

Our county secretary, now there was someone who could sympathize with his subordinates! He knew I was a novice and that I would be vexed by the magnitude of my task. Before I could even report back to him about the mobilization meeting, he already knew the situation in my village like it was his own! The next day, he personally came to reassign the entire panel of local leaders, demoting that arrogant police chief to officer and moving him to another village. Serves him right! Did he really think he could embarrass me and get away with it?

And so with utmost ferver the village set out to address illegal birth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rested with me, as it did with the secretary of every village and town. In our village we lead by example: We started with ourselves, our own households, the people around us, our own families. Without exception, anyone who was pregnant had to have an abortion, and all pregnancy permits were annulled.

WITNESS I, PART 2

I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s that political power—stable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For every grassroot cadre, this principle holds the same, even in times of peace. You have to have a “gun” of your own, and you have to hold it steady in your own hand. The military belongs to the Party, so we couldn’t use it even if we wanted to. But a local Party secretary should have the people’s militias and the local police. To get something done and to get it done right, you have to have the people’s militias and police obey you. If you don’t have force backing you up, you don’t deserve to be Party secretary. You’ll get nothing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County Secretary Zeng’s order, cadres serving in the police force, family planning office, and village committees were screened to root out anyone who might affect the success of the campaign. The overarching goal for our village remained the same: to not hold the county back by ensuring that no child was born for the hundred days between May 1 and August 10.

In a meeting with the village cadres, I parroted my prepared notes: “To complete the family planning work assigned to us by the county committee, we must ensure that, within the hundred days between May 1 and August 10, not one child is born in our village ….” I had just finished speaking when the entire audience erupted, with a few shocked individuals standing up to blurt out: “So if a child is born,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Never before had I seen such uncouth cadres as these. What could we do? What the hell could I even do? These are county orders, and they dare ask me what can be done. Fortunately, my assistant was able to reply faster than I was: “If a child is born then strangle it to death!” And with those few words the entire hall went silent.

My secretary and I had both been political cadres in the military, so we went over everything thoroughly before presenting it at village meetings. But let’s talk about how I got things done. I ingeniously used Deng’s famous “White Cat, Black Cat” theory to indicate that what makes a good comrade is one who ensures the success of our family planning campaign. Only they would be promoted to positions of power, where they c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ir talents. Regardless of background or experience, regardless of whatever unscrupulous things you got up to, if you had talent, you’d get the position. However, I realized this approach simply wouldn’t work for the campaign, because everyone was from the same village—if someone wasn’t a family member, they were at least a relative. They’d be looking out for each other, and then there’d be nothing I could do.

Our great County Secretary Zeng, now there was someone who knew how to get things done. He foresaw the hurdles we would encounter. When faced with a task of major importance, such as demolishing homes or arresting people, he’d seldom use armed force, instead bringing in outsiders from other counties. Outsiders don’t know anybody local and don’t get caught up in nepotism, and so in our case they did their work with brutal efficiency. They had no qualms about kicking you right in the stomach—they were saving you the trouble of that abortion you were so reluctant to get. One fell swoop and the floor would be covered in blood. Ha ha! And that’s how we got things done. There were slim chances to save the baby—and even if we wanted to, if you arrived at the county hospital, they would induce you. Who would dare do a personal favor during such a delicate political campaign as this?

As for my hardworking family planning enforcement team, I did all in my power to make things easier for them. A weapon was needed for this kind of work, so they were given two-meter-long ropes and 1.4-meter-long poles. I even had them wear matching police uniforms, which other villages didn’t even provide. It really struck awe into people when they saw them coming. Salaries were of course pretty good. Each person made ten yuan a day. You may think ten yuan is nothing, but in 1991 ten yuan was like 100 yuan today. A village level Party secretary made 130 yuan a month at most. Informers all received a commission of 5%, meaning they could earn over 100 yuan for every person they informed on. You can’t beat that! As for political reward, I instituted a quota system: if someone did a good job, they would be prioritized for Party membership and promotion to village-level cadre. With these measures in place there wasn’t a single person who wouldn’t work their ass off for me, ha ha!

My job got a lot easier once everything was in place. Unlike other village secretaries, I didn’t have to brave the front lines and appeal directly to the masses. Whenever something came up, I simply said the word, and my cadres got to it! Not only did I avoid the firing line of public anger, but in an instant I became one of the best cadres in the county. In those days I was often entreated by other officials to share my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But in truth what expertise did I have? I was simply implementing the great ideas of our county secretary!Induce it, abort it, just don't have it!

Induce it, abort it, just don’t have it!

WITNESS II

I was talking about it again on Monday on the bus to Guan County. It was the Year of the Sheep, and among the locals the campaign was called “the slaughter of the lambs.” I’m afraid there is no one from Guan County today above the age of 40 who doesn’t know about it!

The actual name of that brutal, heartless campaign was the “Hundred Childless Days.”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t the time, and from the way my politics teacher described it, it was horrifying.

1991 was the Year of the Sheep, of the lamb, and I had just started elementary school. I can remember seeing a lot of peasants who had had a birth in the family being paraded around on tractors. They were tied up and had signs hanging around their necks. Though I was little at the time and didn’t really read the signs, the tractors had speakers broadcasting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it sounded so severe.

During the “Hundred Childless Days,” it didn’t matter if your pregnancy was planned or not, if it was your first child or not, or if you had only just been able to have a child after struggling with infertility. Women were rounded up and forced to have an abortion. After being detained by the family planning unit they were sent to an abortion center, and I heard that if anyone gave birth on the way (I suspect those pregnant with their first child), the child would simply be strangled to death ….

I also heard that there were quite a few shacks built along Spring Road in Guanyi to detain women and abort their pregnancies or induce labor. Many were sent to hospitals in neighboring counties, as our county hospital couldn’t handle all of the operations. Some said that children born in those shacks were strangled to death. The county dug massive holes to bury them. All those innocent little lives didn’t get to enjoy even one day of happiness. They were just discarded in those wretched holes.

What a tragedy. A lot of people who were carrying their first child were left barren.

It was the Year of the Lamb, and yet in Guan County the children were so few! If you try to find people who were born in Guan County in 1991, there are hardly any compared to other years!

The old folks say that the campaign took place when the corn was growing. With nowhere else to run, some women hid in the corn to give birth. Then they’d move to a shack and never come out, and only just escape capture! The county secretary, Zeng Zhaoqi, was quickly promoted, trampling on countless lonely infant spirits on his way to the top.

WITNESS III

In 1991, Guan and Xin counties launched the “Hundred Childless Days” campaign. Guan County Secretary Zeng Zhaoqi issued the order that no children were to be born between May 1 and August 10. Because it was the Year of the Sheep, locals referred to the campaign as the “slaughter of the lambs.” Family planning was national policy, and we all had to abide by it. But the “Hundred Childless Days” campaign flew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policy! It was horrendous!

The first time I saw a trending post about Guan County, my old home, was when the internet cafes there were forced to close [in 2009] as punishment for some issues with th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When I returned this November to visit family, I almost couldn’t recognize my hometown. It’s changed beyond belief. Guan County today is still strict about family planning. I suppose this is how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doing “good deeds” for the country. As I think back on what happened over ten years ago, it was a very Leftist operation. I think it was called the “year without children.” I was studying outside the province and so didn’t see the campaign unfold with my own eyes. But in summer … no, probably in winter, when I returned home for vacation, every one of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was talking about the campaign. No matter how many months pregnant you were, as long as you hadn’t yet given birth, you were induced. The cruelty with which this national policy was executed in my hometown was simply unprecedented.

I heard from relatives that several pregnant women in our village were sent to shacks built by the side of the county hospital. They described one woman who was very pregnant who went screaming and crying. There was also a college student in Xinji Village who didn’t accept what was happening and had a breakdown, cursing the program. She was strung up on an electricity pole for all the village to see (according to my relatives in Xinji). A lot of families that were about to have a child fled. But, as they say, the monk can’t outrun the monastery. Their homes were destroyed and their relatives captured in retaliation. I know for a fact that my wife’s sister-in-law ran away and hid with a relative. Then her entire family went into hiding. Her uncle was captured and paraded around town. It almost felt like they wanted to wipe out her entire family.

That campaign is one for the history books. Lik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t spawned a series of enduring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for example, the rule that once a family gives birth to a male son then they can’t have another child. Or if the first born is a female, you’re allowed to have a second child, but then you can’t give birth ever again, regardless of the sex. At the time, extreme measures were explained by social exigency. But so many years later, we’re still taking extreme measures. [Chinese]

上海女訪民被當局迫害致死 夫曝曾遭打毒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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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4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熙採訪報導)上海普陀區訪民周靜智,今年兩會前被政府關在崇明橫沙島的「黑牢」迫害21天,送回家不久去世。其夫曝周靜智在黑監獄中被施打毒針,街道辦官員曾揚言要折磨她到死為止。

兩會前周靜智被綁架關黑監獄。(受訪者提供)

關黑監獄小黑屋迫害致精神失常

周靜智是在2月18日要去父母親家接兩老到醫院治病,剛出門就在其居住小區門口被蹲坑的政法委書記尹天雨等人綁架到崇明橫沙島關黑監獄21天。

期間她因擔心年近9旬老父親的腳腫血栓不及時用藥,血栓到心臟肺部會導致死亡。於是她以絕食、割腕等方式抗爭。3月3日,她絕食的第7天,她再次打電話、傳短信給信訪辦主任季亞明,說明她心急如焚要回家照顧老父親,但季亞明置之不理。

周靜智的丈夫浦榮祥告訴大紀元記者,「3月10日下午,周靜智被萬里街道綜治辦主任顧科押送回家中,人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自回家之日起,周靜智夜夜噩夢無法入睡,每日念叨著『他們要把我關到小黑屋裡弄死我』。尹天雨曾當面告訴周靜智,要折磨她到死為止才會離開。」

浦榮祥因妻子的離世過於傷心,採訪一度中斷。

記者撥打上海市普陀區街道辦事處電話找政法委書記尹天雨,接線人員說尹書記外出不在。記者詢問有關周靜智被綁架到黑監獄的相關問題,她要記者撥打分機5857找信訪辦詢問。

記者多次撥打該分機號,但都無人應答。

周靜智打電話、傳短信給信訪辦主任季亞明,但都沒得到回應。(受訪者提供)
周靜智因擔心父親病重以絕食、割腕等方式抗議當局關黑監獄。(受訪者提供)

官員未給說法 催促遺體火化

浦榮祥的姪女告訴大紀元記者,「周靜智被送回來後已經瘦得不成人樣,精神已經不正常了。政府沒有給家屬任何說法,只是說要趕快把遺體火化,他們(政府)才能來關懷。」

周靜智因其母親沈惠珍18年前被刑事傷害侵權而走上維權之路。她上訪18年被行政拘留5次,刑事拘留2次,無數次被關黑監獄,軟禁。2021年4月11日,周靜智被迫害冤屈而亡。

周靜智離世後,上海韋開珍、王永鳳等十幾位訪民朋友前往弔唁,但在地鐵站就被上海市治安總隊警察全部押上警車送往府村路500號,後由各個所屬派出所押回各個派出所。

上海當局設黑牢 66訪民曾連署控告

上海民告官自願者宋嘉鴻向大紀元記者表示,「黑牢的打手都是政府首長或者政法書記用高價收買的。在黑牢被打『毒針』早就聽說,今天周靜智是又一個受害者。」

有鑒於上海當局針對訪民的黑牢越來越嚴重,宋嘉鴻曾在十九大前先後向王岐山、趙樂際寫控告信,建議對上海市長楊雄和應勇追責。該信函為66位訪民「連署信」,非但不了了之,而且還把第一個支持簽名的閔行區訪民邵鑠蘭,綁架至江蘇海門一農戶人家關黑牢80天。宋嘉鴻說,「誰為正義呼喚,誰就遭報復!」

宋嘉鴻舉了幾例訪民在黑牢中遭遇迫害較突出的,如松江區的王蘭英,在黑牢被女看守用鞋底板打頭部造成眼底出血致殘;嘉定的李琴,在黑牢被幾個黑社會扒掉全身衣服侮辱,此事在閔行區法院打官司;虹口區的馬春英,被關在黑牢時黑社會人員對她動手動腳,她跳窗逃生時摔地,送醫院搶救腰椎裝了四根鋼釘。

宋嘉鴻還表示,「2020年12月14日,原本將『連署信』寄中央第四巡視組趙鳳桐組長,竟然還是轉到保護傘(地方政府)的手上。此信網路上公開後,沒幾天就被屏蔽了。」

責任編輯:李沐恩#

洛城援港47人 圣莫妮卡海滩47分钟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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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7日,洛杉矶香港人在圣莫妮卡海滩举办快闪游行,声援遭港府政治迫害的泛民主派47人,活动历时47分钟。(徐绣惠/大纪元)

洛城援港47人 圣莫妮卡海滩47分钟游行

【大纪元2021年03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徐绣惠圣莫妮卡市报导)为声援遭港府政治迫害按“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的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洛杉矶港人于7日(周日)下午两点在洛城旅游胜地圣莫妮卡海滩举办快闪游行活动,引发游客与当地民众关注。

2021年3月7日,洛杉矶香港人圣莫妮卡海滩举办快闪游行,声援遭港府政治迫害的泛民主派47人,活动历时47分钟。(徐绣惠/大纪元)

逾百名洛杉矶香港人身着黑衣、戴黄色口罩,手持“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旗帜游行,队伍从圣莫妮卡广场(Santa Monica Place)第三街游行至海滩,海外港人在海边拍摄了支持香港的大合照,希望鼓励香港手足,告诉他们:香港人一点也不孤单。

2021年3月7日,逾百位洛杉矶民众身着黑衣、戴黄色口罩参与游行支持香港。(徐绣惠/大纪元)

游行活动过程历时47分钟,以此铭记受香港政府、中共迫害的47人。协办此次活动的洛杉矶香港论坛成员林先生表示,全球共有十几个城市分别举行声援香港47人,除了美国,在欧洲、澳洲、加拿大等地都有活动,大多是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美西是时间最晚的一批。

2021年3月7日,洛杉矶香港论坛成员林先生呼吁香港、北京政府尽快释放47人。(新唐人电视台提供)

此次游行主要目的是针对香港、北京政府,要求港府停止逮捕行动,尽快释放所有的香港政治犯,更呼吁北京政府尊重香港“自治”,恢复当时所签订的原则,让香港社会重回正轨。同时也敦促美国政府可以给予香港人保护,让香港人可以寻求合法途径进入美国。

林先生表示,目前洛杉矶疫情仍未受控制,人们还不能在室内用餐,但仍有这么多旅洛港人愿意站出来支持,所以倍受鼓舞。他说:“虽然内心很沉重,但还是很受鼓舞。”他期待美国两党取得共识合作,对北京政府施予压力,同时联合世界其他盟友向北京政府施压,也提醒美国政府需留意2022年北京举办冬季奥运的相关问题。

周末圣莫妮卡海滩的游客众多,不少人遇到声援香港的游行队伍都停下脚步、拿出手机拍照。附近居民卡拉·冈萨雷斯(Carla Gonzalez)特别停下脚踏车,驻足拍摄游行队伍。她说:“中共政府不应以法规去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冈萨雷斯很高兴看到美国的香港人可以上街游行,用行动捍卫自己权利,她表示会继续支持香港人,上网搜寻、了解香港发生的事情,她说:“我和香港站在一起。”

2021年3月7日,圣莫妮卡海滩附近居民卡拉·冈萨雷斯(Carla Gonzalez)表示自己与香港站在一起。(新唐人电视台提供)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洛杉矶分会会长李贤群也特地参与此活动,他同时也是全美台湾人权协会会长,长年关注人权议题。李贤群说:“香港是台湾的兄弟,今天香港遭受中共迫害,台湾也在遭受中共的威胁,我们应该要将遭受中共迫害的小国家团结起来,中共真的是世界的祸源。”

2021年3月7日,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洛杉矶分会会长李贤群认为中共对世界完全没有贡献,只有破坏世界。(新唐人电视台提供)

李贤群发现其实不只有香港人、台湾人来参加这个声援活动,在人群中还有来自中国的反共人士。他说:“西藏、维吾尔族人都应该来参加。将来亚洲甚至全世界反对共产党的民族都一起来对抗中共。”

李贤群认为,此次全球疫情中共难辞其咎,他用《白蛇传》中放毒、卖药赚钱的桥段来比喻中共:“放毒的是它(中共),解毒的也是它(中共)”。李贤群说:“中共在这个疫情上据说赚了一百亿美元,这是一个可恶的国家,对世界完全没有贡献,只有破坏世界。”

前往声援香港的中国维权人士界立建当众撕毁中共五星旗,他的行动引发观众喝采。一名声援香港的西人受鼓舞,也上前动手撕旗,随即又有一位香港移民参与,三人联手将中共五星旗撕成碎片。

洛杉矶香港论坛成员龙哥说:“这47人被政府无理逮捕,这是不公平、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我们不知道走出来能不能帮他们,但希望出来发声,让更多美国人知道中共怎么迫害香港。”

目前香港人已无法再上街头发声,因为只要做一点小小的动作,就可能被港警以《国安法》抓捕,但龙哥认为全球各国都会支持争取民主的国家。他以这次中共禁止台湾凤梨出口为例,最后反倒让凤梨在日本卖得很好,因为有些日本人就是宁愿买贵一点的台湾凤梨,以表示对中共的抵制。他认为只要勇敢站出来发声,必然会有更多人支持,获取应有的关注,一点也不需要畏惧中共的威胁。

洛杉矶各界人士纪念李文亮 举办多种形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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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7日,是中国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一周年的日子。美国洛杉矶各界不少民主活动人士和艺术家举办了形式各异的活动,对李文亮进行悼念,并对中国当局表达了他们的抗议。

2020年2月7日,中国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李文亮在去世前,曾因在网上揭露疫情而被当地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此后,他被人称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今年2月上旬,在李文亮去世一周年之际,洛杉矶各界人士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对李文亮表达悼念之情,并向中国政府表达抗议。

2月6日,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The Visual Artists Guild)在油管(YouTube)上公布了一段时长19分钟的英文视频,题为《李文亮医生逝世周年纪念》(Anniversary of Dr Li Wenliang Passing)。在视频中,“视觉艺术家协会”成员呼吁,在武汉的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应在李文亮去世一周年之际,对相关医院、实验室的所有记录进行研究,并采访当地的一线医护人员,从而使全世界能够找到真正战胜新冠疫情的办法。此外,“视觉艺术家协会”在视频中也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独立调查武汉疫情的张展、陈秋实、方斌等公民记者。

“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表示:“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让世卫的人,亲自和武汉的所有工作人员查病毒的来源,并亲自去看武汉的实验室。”

2月7日,约三十人在下午3时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前,进行了纪念李文亮及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示威活动,整个活动持续时间约为一小时。该活动由两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发起,参加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各界人士。活动参加者手持写有“纪念李文亮医生”、“纪念李文亮,释放黎智英”、“释放公民记者张展”、“释放公民记者方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字样的标语,呼喊口号,并发表多篇现场演说。

本次活动发起人之一闫涛向记者介绍了活动的用意:“2月7号是李文亮逝世一周年,我们想抗议中国政府打压‘吹哨人’,这是其中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就是马上要过春节了,香港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像黎智英这种年事已高的,我们想要求中国政府马上把他们释放,让他们回家过年。”

活动的另一位发起人刘佳鑫则表示:“这个活动大概有三十人左右参加,因为是疫情期间嘛,所以没有邀请那么多人来,都是自愿原则。”

现居洛杉矶的香港民主派政党“人民力量”成员陈先生也参加了本次集会。在介绍他参加本次活动的目的时,他说:“最主要,我们要给大陆施加一点压力,逼使他们释放香港所有政治犯,黎智英、黄之锋、周庭、谭德志。因为在这次运动中,共产党在秋后算账,逼得香港人现在移民的移民、逃亡的逃亡。我们一定要给中共施加多一点压力。”

除上述活动外,“视觉艺术家”还在近日对旅英作家马建进行专访,听他分析了《武汉日记》作者方方持续遭到人身攻击的原因。在访谈中,马建表示,方方在一年以来不断遭受攻击,与中国当局鼓吹民族主义有关:“攻击方方的其实是民族仇恨。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建立在八国联军打败了中国的耻辱之上的,就像纳粹的崛起起源于一战失败的耻辱一样。当巴黎有人抗议在北京举办奥运时,那些中国画家如王广义等等,就成群结队地站出来痛诉西方文明世界,拒绝去法国参展。”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诚旧金山报道 责编:嘉远 网编:瑞哲

2020回顾:新冠疫情是最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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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多难的2020年终于过去了。由于新冠疫情仍然肆虐全球,知道大家的心情和以前的新年并不一样。

今天的《网络博弈》节目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网络博弈》节目的重要内容。

2020年从中国打压李文亮吹哨开始

相信大家还记得2020年新年是怎样开始的。2020年的新年是在湖北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有关新冠疫情的吹哨被武汉警方定为是“谣言”受到训诫开始。

李文亮最早于2019年12月30号在大学医学校友微信群里披露发现不明肺炎,提醒大家小心。几天之内,李文亮被单位领导谈话、被武汉警方训诫。2020年2月7号,34岁的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疫情去世,引发全球悼念。

李文亮去世之后,迫于民间压力,中国国家监察委调查组3月19号发表调查报告,要求武汉警方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美国时事评论人吴建民在3月25号的《网络博弈》节目中分析了网友为何对中国这个官方报告非常不满。

多少个“李文亮”被整肃

中国各地采取严厉措施,打压网上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因发布疫情受打压的何止李文亮一个人。很多在微博微信上无意中议论新冠疫情的普通民众也遭到整肃。

2020年2月5号,我制作的《网络博弈》题为《疫情当前,公安处置了多少个李文亮》。在这期节目里,跟踪中国网络审查情况的王先生透露,据他根据中国官媒报道、官方网站和私下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刚刚几个星期,各地因在社媒和网络平台因谈论疫情被公安处置的案例已经超过200多个。

据王先生的统计,2020年前6个月,中国至少有546人因谈论新冠疫情遭到惩罚,受惩罚方式有拘留、判刑、传唤、失去工作等。王先生把每个案例当事人的名字和消息来源都发布在美国推特网上。

这其中除了李文亮、北京律师陈秋实和武汉公民方斌、原央视主持人李泽华以外,多数都是无名之辈。被捕的原因多数是因为在社媒上随便议论了新冠疫情,结果祸从口出,被司法机关指责为“散布谣言”、“寻衅滋事”。王先生在8月19号的《网络博弈》节目中表示,这些案例其实都是因言获罪的案子。

任志强批“一尊”入狱获刑18年

2020年的《网络博弈》我们重点报道了一些备受舆论关注的因网络文章而入狱的个案。

一个是中国网络大V、已经退休的原北京市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案。任志强2020年3月中旬失踪后,他的名字在中国网络上成为网络删帖的敏感词。一篇作者署名为“任志强”、批评中国领导人处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反应的文章在中国全网删除。这篇文章标题为《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它猛烈抨击中国隐瞒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官媒虚假宣传吹捧中国领导人、打压民间吹哨人言论,并暗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剥光了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网络博弈》节目详细报道了这篇文章的内容。2020年9月22日,任志强被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获刑18年。

一位旅居美国洛杉矶、笔名为“一剑飘尘”的华人企业家、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士3月底在推特网上参与联名呼吁中国释放任志强的活动。他在4月1号的《网络博弈》节目中谈到了他为什么支持任志强这样中国体制内的一个知名企业家。

许章润被抓数日,罪名令人哗然

另一个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7月6号在北京被捕事件。北京抓许章润的理由是涉嫌“嫖娼”,引起舆论哗然。我们《网络博弈》节目7月8号报道,中国微博、微信和百度上将许章润消息封锁屏蔽。

海外舆论普遍认为,许章润被抓是因为他最近两三年写多篇激烈批评习近平倒行逆施的文章,包括2020年5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这篇文章犀利指出新冠疫情使中国在全球处于孤立局面,呼吁中国进行制度改革。这些文章在中国网络上都遭到封禁。许章润7月12号获释。

旅美分析人士秦鹏在2020年7月8号的《网络博弈》节目中表示,中国以“嫖娼”罪名诬陷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实在令人吃惊。

质疑良心企业家孙大午案评论遭删除

2020年11月11号,中国知名私营企业家、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被抓,中国社媒上有质疑孙大午公司被警方控制属违法的声音。11月18号,《网络博弈》报道,中国社媒上这类质疑微博遭删除。官方指控大午集团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外界分析,孙大午被抓显示,中国打压有良心的企业家。

《网络博弈》报道了孙大午的被禁文章《面对恐怖你能怎样》一文的内容。把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的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女士在《网络博弈》节目中表示,孙大午是中国罕见的、在自己的企业里试图推行民主宪政理念的人,这次被抓部分原因也是因言获罪。

女公民记者张展获刑4年

去年我们的节目还关注了上海女公民记者张展一案。来自陕西、在上海工作的女公民记者张展于5月14号被捕,12月28号在上海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4年刑期,原因是她在今年2月至5月期间,在遭到中国封禁的美国油管网上发视频,批评武汉隐瞒疫情信息。张展在被关押期间,绝食数月,显示不屈服、不认罪的倔强。

12月30号的《网络博弈》节目以《张展,你好好活着》为题,报道了国际社会对这位37岁的女公民记者的关注,播出了张展2020年2月至5月期间在美国油管网上发出的视频片段。

特朗普致WHO公开信遭微博百分之百删除

中国不仅在网络和社媒上试图消除中国人所写的批评政府的声音,也封锁屏蔽美国政要发表的涉及中国或者针对中国的言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号发表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公开信,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疫情信息发布上没有表现出脱离中国影响的独立性,在中国对疫情信息不透明度情况下还表扬中国透明。

《网络博弈》节目6月3号报道,据美国一家舆情公司研究发现,特朗普这封公开信在中国社媒新浪微博上百分之百遭到删除,即网友转发一次,就删除一次。《网络博弈》节目报道了特朗普这篇公开信的全文。《网络博弈》节目还播出了美国一家生物医学信息公司创办人陈贤丰博士关于中国为何删除特朗普总统这封公开信原因的分析。

美国国安官员中文演讲遭删

202年5月4号,中文名字叫“博明”的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先生在一所大学网络视频研讨会上发表中文视频演讲,谈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美中关系。介绍这个视频的网友文章在中国微博微信上被封禁。

这个视频在全球华人圈引起轰动,因为他以全新角度谈到五四运动的意义,特别是中国历史书从来不提的中国外交官张鹏春对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所做出的贡献,令全球华人耳目一新。5月6号的《网络博弈》播出了博明中文演讲片段。

中国是囚禁记者最大监狱

过去一年,《网络博弈》节目及时追踪中国民众翻墙到海外网站表达跟中国官方论调不同观点的情况,包括中国家喻户晓的原央视《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中国沉寂1年多之后,于5月初在美国推特网和油管网视频中现身,评论时事,支持出版《方方日记》的方方。

最后,在圣诞节前夕,《网络博弈》节目报道了为什么美国纽约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再次把中国称为囚禁记者的最大监狱。经过这个非政府组织证实,截至2020年12月,中国有47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

监管自由亚洲电台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CEO迈克尔.帕克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吃惊。他鼓励自由亚洲电台听众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网络博弈》节目为您总结了过去一年我们播出的节目内容,这些内容是过去一年中国封锁网络和社媒言论审查的记录。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监督中国网络审查状况。

祝各位新年快乐!

世卫与中共秘密协议曝光 “病毒溯源”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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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By: 殷楚楚-chuchu yin

世卫与中共秘密协议曝光 “病毒溯源”惹质疑
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11月03日讯】中共病毒在全球肆虐近一年,令各国损失惨重。被指责勾结中共瞒疫的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日召集国际专家与中国专家网络会议,正式启动疫情溯源调查。但有美媒揭露,世卫高层和中共私下达成秘密协议,放弃在关键问题上的调查控制权。

自由亚洲电台2日报导说,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与中国专家日前举行了中共病毒病毒溯源的首次视频交流会,标志着中外联合专家组正式启动对病毒的溯源调查。

调查组计划前往疫情的首个重灾区湖北武汉,但具体时间仍不确定。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Mike Ryan)10月30日称,这次网络会议是世卫组织在这个“充满了毒性的政治环境”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所谓的“毒性政治环境”显然是指全球疫情已经被高度政治化的现实。

中共官员在疫情爆发初期隐瞒了真相,使各国丧失了制定防疫措施的宝贵时间,最终导致病毒肆虐全球。但中共当局宣称,它们向国际社会通报了疫情信息。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引述消息披露,中共如何控制了世卫组织对病毒源头的调查。该调查是获取内部文件以及对数十名外交官、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采访得出的结论。调查中揭露,世卫组织为了获得进入中共开展调查的机会,对北京当局作出了一系列让步。

其中一些从未公开的内部文件说,中共近期批准了一份外部调查人员的名单。作为对中方的回报,世卫组织同意让中方科学家主持关键部分的调查工作,包括国内首批患者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在疫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文件还显示,世卫国际专家组将审查并“扩充,而不是重复”中方开展的研究。而世卫组织前法律顾问布尔奇(Gian Luca Burci)则称,世卫组织把获准进入中国列为优先事项,但如果对此事刨根问底,他们就会失去软实力。

时政评论人士横河分析说,上述信息充分表明,世卫组织在中国开展的病毒溯源工作就是一场“政治作秀”。意味着世卫组织的溯源调查就是在做一场公关,以此试图减少外界对它的指责,而这家机构对于这项调查没有任何兴趣。

世卫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

根据此前报导,中共病毒疫情去年12月底在武汉爆发,一直在为中共宣传的世卫组织,虽然在去年12月31日已经接获台湾方面的警告,但是直到1月21日,才称该病毒可以人传人。

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该病毒的扩散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后拖了一个半月后,直到3月11日将该疫情定为大流行病。对许多国家来说,WHO的宣布为时已晚。

《BBC》中文网早前在脸书上发布1段影片,盘点WHO总干事谭德塞与中共联合,频频谎报武汉疫情,直致酿成一场世纪大瘟疫。

影片显示,在中国疫情大爆发,湖北省多市被迫封城当天(1月23日),谭德塞公开夸赞中共分享疫情信息非常及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展现出相当高的透明度。

到1月31日疫情扩散至中国全境,各国急撤侨并发布旅游禁令之后,谭德塞称,世卫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游及贸易限制。

到2月11日和12日,疫情几乎扩散全球时,谭德塞又接连声称,中国以外的疫情传播可能‘冰山一角’,必须团结对抗病毒,确保疫情不会失控。并把这项病毒视为头号公敌。

2月15日,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谭德赛说,中共为世界防控疫情赢得了时间。一下子把中共从祸害世界的病毒发源地变成抗疫第一国。

2月21日,谭德塞说,“中国新增病例持续减少,趋势令人鼓舞。”而各国确诊数字不断攀升。

而在舆论质疑世卫是否该将疫情宣布为“全球大流行 (Pandmic)”时,谭德塞却说,“现在使用大流行一词不符合事实,肯定会引起恐慌。”

直到3月11日,面对全球不断攀升的感染病例及死亡人数,谭德塞终于改口承认,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

白宫抗疫小组协调人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在一次简报会上则说,疫情爆发后,中共通报的数据让其他国家的专家以为这次疫情并不严重。

美联社此前获得知情人士提供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 1月14日,中共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召开省级卫生官员的秘密电话会议,传达习近平等高层对疫情的指示,并称这次疫情 “严峻且复杂”,有可能发展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在该秘密电话会议后,中共CDC于1月15日在内部启动最高级别的一级应急机制,启动了全国性的防疫计划,开展各项应对措施。但中共当时采取这些举动没有告知公众。

直到1月20日,习近平才针对疫情首次公开发表评论,流行病学专家钟南山才在中共官媒首次宣布该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1月28日,谭德塞飞往北京会见习近平,却大赞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出卓越的领导力”。在谭德塞的宣传下,中共从隐瞒疫情、传播病毒的元凶,变成了抗疫的英雄和模范。

美国参、众两院3月下旬提出一项类似决议,敦促谭德塞不要不切实际地表扬中共政府应对中共病毒的措施。

同时,多名国会议员呼吁谭德塞下台。而透过网路请愿平台要求谭德塞辞去WHO秘书长的连署,全球已经超过百万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