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铁链女 加州华人中领馆前谴责中共暴政

【大纪元2022年02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徐曼沅洛杉矶报导)周日(2月20日)下午3点,数十名海外华人赴洛城中领馆声援徐州“铁链女”,强烈谴责中共因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大陆无数人权灾难;周六,亦有数十名华裔民众于好莱坞星光大道声援“铁链女”,此事件已在海外造成广泛影响,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2022年2月20日,海外华人连署签名信。(徐曼沅/大纪元)

海外华人在致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的连署信中,要求中共政府解决中国拐卖儿童泛滥的情况。因当日中领馆未对外开放营运,亦无员工出面回应;最后主办方将连署签名信放在中领馆大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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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诚:计划生育政策是拐卖原凶

2007年至2016年间一直在大陆协助寻找失踪孩童的姚诚表示,“铁链女”事件已在中国内部引起高度舆情关注,包括体制内的人都开始行动,所以海外华人更责无旁贷,应站出来声援。活动除声援国内的“铁链女”们,也希望让海外华人、西方民众了解,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制造了多么严重后果。

2022年2月20日,前中共军官、在大陆协助寻找失踪孩童近十年的姚诚认为,拐卖儿童问题的根源是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元凶是中共体制。(徐曼沅/大纪元)

姚诚说:“中国拐卖妇女、儿童情况如此猖獗,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就是中共的基本国策。”据他估计,中国有四到五亿的婴孩因“一胎化”政策胎死腹中,放眼全世界上,从没有这么严重的人道灾难。

目前中共当局虽在彻查“铁链女”事件,但姚诚认为这仅是官方“维稳”措施,没想解决问题。他说:“中共是在清算,它还是会秋后算账,可能会对声援的人士进行镇压。中共从不解决问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活动负责人疑遭中共威胁仍负伤出席

活动负责人界立建负伤出席,他上周五遭陌生车辆追撞,这是他本月第2次被不明人士攻击;两次意外,都发生在界立建举办抗议中共活动前夕。此次肇事逃逸者离去前还对界立建说:“卖国贼,拜拜。”

2022年2月20日,南加民运人士界立建负伤出席声援徐州“铁链女”。(徐曼沅/大纪元)

界立建怀疑两次攻击都是中共海外势力为阻止他举办活动所为,警方与相关单位已介入调查中。他说:“这是中共卑鄙的手段,在美东也有很多民运人士遭到这类攻击。”但界立建并未因此退却,仍会继续举办抗议活动。

界立建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中共体制的受害者,他说:“假如你的心脏还在跳动、血在流淌,请站出来为中国女性发声,为所有受压迫国人发声,用行动保护我们的亲友,不要让他们成为遭中共用狗链捆绑的下一个受害者。”

香港妈妈诘问:为何中国人要受难?

来自香港的李女士表示,中共声称已是一个强国,人民生活在幸福的国家,但却出现“铁链女”这般惨绝人寰的事情,她说:“这是整个村,附近所有的村,还有整个政权的包庇。”受害者不只是女性,还有儿童。身为一个母亲,李女士非常感慨,她诘问:“为什么中国人要承受这样的苦难?”

李女士呼吁大众认清中共的丑恶,她说:“不要再睡觉了,要醒觉了。香港人已走出第一步,中国人要自己努力。”

海外中国移民:真相不出 民众不散

前中共福建基地的海军少校朱毅表示,大陆爆发徐州“铁链女”案,他既震惊于21世纪还有这种人间惨剧,但又不惊讶于这惨剧发生在中国;因为在中共领导的腐朽、专制体制下,国内还有更多、更悲惨的事件。此事件真相不出,民众不会就此作罢,人们不会解散。

2022年2月20日,前中共福建基地的海军少校朱毅赴洛城中领馆声援徐州八孩母亲“铁链女”。(徐曼沅/大纪元)

两名前往丰县的勇敢女子“人被抓了,微信也封了”

徐州丰县八孩母亲的境遇受到广泛关注后,2月4日,两位女性网友 @我能抱起120斤和 @小梦姐姐小拳拳 前往徐州丰县为受害者发声,最终两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而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微信账号亦遭到封禁。

两位女性网友曾尝试在丰县第二人民医院探望杨某侠,并两次送出了鲜花,其中一捧鲜花上的字条写着“姐姐:世界没有抛弃你,姐妺们来了。”最终未能如愿见到杨某侠,反被当地派出所刑拘失联。(自2.11日起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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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其中一名女性网友 @小梦姐姐小拳拳 还发现,两人送出的鲜花出现在了央视节目《江苏徐州公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进展:杨某侠身份已经公安部门调查认定》的画面中,这代表杨某侠的确在两人探访的第二人民医院中,而医院也的确转交了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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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网民 @再次说理的李四 再度强调了这一情况,并感概“花进了央视视频新闻,人进了派出所,这世界就是这么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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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在两人失联超过72小时之后,网民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Agnes 、@再次说理的李四 确认当事人家属已收到纸质版《刑事拘留通知书》,对外求助,希望得到刑事诉讼律师的帮助。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Agnes:时间线和信息源汇总:当事人失联72小时、当事人家属已收到纸质版《刑事拘留通知书》、急寻刑事诉讼律师,女性律师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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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说理的李四:姐妹们,绿师们,私我!我们收到了刑事拘留通知书,需要寻找能前往丰县的刑事律师!<夹总@来去之间 给条活路>

2月15日,与被捕的两名女子(@我能抱起120斤和 @小梦姐姐小拳拳)互加微信好友互有联络的 网民 @到哪儿说理的李四 发现,两人的个人微信账号遭到封禁,理由是存在“骚扰/恶意营销/欺诈等违规行为”。账号封禁也导致这位爆料网民与当事者之间的聊天内容完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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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丰县:在歌舞升平的春节,记住一个女性的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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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日,有女权社群的伙伴举办了“徐州生育八孩女子”相关事件的在线讨论会。尽管是大年初一,还是有50多人同时在线参与。而截止目前,相关话题已经在微博上获得近三千万阅读量。

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一事件保持如此长久、热切的关注?我们希望自己的关注可以带来怎样的改变?

借用一位参与者的发言,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把一个女性的受难的日子过成自己的纪念日”。记住在2022年春节的时候,有位女性经历了什么。即使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之后,也不要忘记她的存在,持续地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在公共空间发出属于女性的声音。这是我们在女权社群中能够为彼此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作为关心社会的公民所应尽的义务。

(以下为讨论会上的部分发言,由回声经授权整理发布)

0、事件背景

2022年1月,网传“徐州丰县生育八孩母亲”的视频引起热议。视频中该女子患有精神障碍,身穿单衣被铁链锁在家中,生活环境恶劣。女子的“丈夫”和孩子也在视频中出现。网友质疑存在拐卖和虐待等违法行为。

事件发酵后,丰县县委在1月28日发布情况说明,称当事女子杨某侠已与视频中的男子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被锁住是因为患有精神疾病“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表示“已对其进行救治,并对其家庭开展进一步救助,确保过上温暖的春节。

1月30日,丰县调查组再次发布调查通报,称杨某侠是在1998年流浪时被现在的家庭收留,至今未查找到身份信息,名字也是由董某民所取,目前杨某侠已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称将“对相关情况深入调查” “涉嫌犯罪的将依法处理。

通报全文: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情况的调查通报。

1、通告发布后,仍要追问政府责任

丰县的两份通报,给公众的信息都不够明确,更像是为了平息舆论发布的。我们看完通告后还是不知道里面说的“失职、渎职人员”具体是谁、属于哪个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具体指什么,也不知道当事女性杨某侠当下具体状况如何,她和她孩子的未来有没有人负责、将由哪个部门来负责。

根据通报,杨某侠流浪被“收留”的时间是1998年,当时民政和公安部门有对于流浪人员的收容遣送责任,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国务院又发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1], 明确了民政部门的救助和监管职责。

因此我们需要追问民政和公安部门的责任:为什么民政部门会让一位没有身份信息、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名字都是由别人来取的女性和“捡”到她的人结婚?为什么认为这样的“收留”行为是合法的?如果证明不存在拐卖,是否 存在强奸、囚禁等行为?政府通报中也提到计生部门的举措,但显然计生部门也未对杨某侠处境有进一步关注。

这个事件中也能看出官方的认知和大众的认知存在断层。事情刚被曝光的时候,网民就有很多的讨论,但官方没有第一时间介入。后来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其中可能存在的拐卖、虐待、 性侵,包括精神病患者是否可以结婚生育等等 问题,官方才发布迟到且前后矛盾的通报。似乎官方对于自己的失职,包括其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没有任何预判,觉得强调“已领证结婚”“没有拐卖”就完成了对公众的交代。其中也体现相关单位对妇女人权的无知和漠视。

其他涉及的相关部门包括妇联。妇联因为没有执法权、行政权和约束力,在政府系统中是比较“无力”的组织。但我们仍然可以要求它有所作为,因为它毕竟是体制内的部门,拥有一定资源,且相对于其他部门是妇女权益的专家。 妇联的人员自上而下在系统的每一个级别都有席位,例如在政府资源的分配难以到达村一级的情况下,村一级的妇女主任应该及时发现问题,并和妇联对话寻求支持。我们需要通过关注和问责,推动这个系统能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

2、“帮扶”“救助”下,被牺牲的女性个体

通报中提到,有关部门自2014年起为董某民家庭落实低保和医保,每年发放补助金,另有“社会爱心人士”多次捐款捐物。但这些救助和帮扶并没有改善杨某侠的处境,她依然穿着单薄的衣服,被铁链锁在冢里。网传的视频里,董某民穿的一件羽绒服被网友发现是女款,很可能原本就是别人捐给杨某侠的,但最后这件衣服没有送到她手上。

男性“家主”掌握救助资源,改善女性处境的 “善款”没有用于女性,这在扶贫、救助工作中是常见的问题。一方面是相关组织、机构应该看到家庭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关注救助金和物资的实际分配和使用。另一方面,对于参与捐助的个人或民间机构来说,要深度介入一个家庭,改变其中的家庭结构,乃至对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采取干预措施,很多时候可能没有相应的权力。这些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是公职人员的默许和纵容,导致当事女性始终没能脱离悲惨的境遇。

面对由政府主导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帮扶行动,我们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家庭中每个个体的权益,还是仅仅为了维持稳定?如果是后者,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家庭中受到剥削、压迫的情形非但没有被阻止,反而受到默许和包庇,因为正是女性的受害维系了家庭的稳定。我们需要指出这一点,并把被“家庭”这一概念所遮蔽的女性权利问题拉回到公共讨论之中。

3、媒体缺席:真相缺失和舆论混战

和几天前相比,事件在网络上的热度正在渐渐消退。除了官方安抚性通告的影响,也因为缺乏媒体的调查报道,以及各平台采取的删帖等舆论封锁行为。媒体的缺席导致网络讨论很容易发散,难以产生深度、持续的讨论,也带来 社交媒体上大量猜测和爆料的传播,如有自称当地人的网友称当事女性实为被拐卖,后遭受性侵和监禁才导致精神失常。但大部分信息难以获得进一步证实。

事件发酵后,最早发布相关视频的博主删掉了自己发的内容,理由是“希望大家关心这个家庭,但不希望孩子的父亲被抓。”也有很多反对追责的声音表示:“爸爸被抓了,妈妈有精神问题,孩子怎么办。”“不能让孩子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过年。”

在既往的其他女性以婚姻的名义遭受拐卖、家暴或囚禁的事件里,也存在类似的舆论现象。 甚至媒体也可能扮演站在“家庭和睦”的角度引导舆论的角色,如呈现精神病女性囚禁在家的事件时,将作为施暴者的丈夫塑造为无奈又憨 厚老实的形象,或将为逃离暴力离家出走的女性塑造为抛弃孩子的狠心母亲。媒体缺乏专业性的呈现和未能履行监督责任,代表了另一种形式的缺席。

把照顾孩子的希望全部寄于父母,以至于在存在明显的暴力和犯罪行为的情形下,也要以孩子的名义维系家庭完整,背后体现的是公众并不明确或并不相信相关责任方会承担“托底”的照护和安置责任。但还是要看到相关部门的责任,并督促其履职,而不是以婚姻作为社会 障体系缺失、有关部门渎职的遮羞布。

4、女性恐惧的背后,是对安全的普遍焦虑

很多女性看到新闻后感受到的是一种“击破底线式的恐惧”。因为它呈现的画面令人震惊,且打破了女性可以通过自强逃离暴力、独善其身的幻想。不仅仅是唤起大家对拐卖妇女、家暴等问题的关注,这件事上也投射了女性对于公共安全的恐惧:不管我们生活在哪里、有着怎样的社会身份,是否都可能遭遇拐卖然后落到此等境地,只因为我们是女性?因此很多人对官方通报也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更愿意相信这是 一个“女性被拐卖轮奸后被逼疯”的故事。

类似“农村精神障碍妇女被锁家中”的事件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但丰县事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关注,背后是网络上公众尤其是女性的性别意识提升,以及对女性权益及女性安全的公共讨论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无差别的恐惧”才能引起广泛讨论,或许也侧面说明大众对于家暴、性暴力等具体的性别暴力议题关注度还有待提升。

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恐惧有更多的确认。既看到背后女性普遍的处境,也看到具体的当事女性面对的问题一一如女性被拐卖、囚禁导致精神失常,和精障女性以接受家庭照顾的名义被合法囚禁,是不同层面的女性权利问题,分别需 要追问女性的公共安全保障和对精障女性的公共救济,讨论拐卖问题时也需要看到精障女性更容易成为被贩卖的对象[2] ;再如着到农村 较贫困和缺乏支持系统地区女性面临的更多困境。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表达和关注。

我们也不能止步于恐惧,而需要更多地思考作为个人可以有哪些具体的行动。

5、精障女性权益:要存活也要有尊严

官方通报和部分网络舆论都体现了对患有精神障碍、尤其是智力障碍的女性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安置”思路,即只要获得最基本的收容,没有被饿死,即使遭受了显而易见的囚禁和暴力,也是可以被忽视的。这种思路不仅用于安置被以娶妻的名义“收留”的精障女性,也经常出现在遭拐卖后精神失常的女性的安置问题上,使她们因为无法获得长期照顾,不得不留在施暴者和犯罪者身边。

同时这也和精神病患者,尤其是女性的患者在中国的整体处境相关。对于精神病人的公共救济普遍缺失,家庭能为精障女性打算的最好出路往往是结婚生子,寄望于伴侣和孩子的照顾,而不管她有没有自主选择是否婚育的能力。城市地区尚且如此,在资源较匮乏的地区,遭受遗弃、贩卖、虐待,被当作生育工具,可能是精障女性普遍的处境。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当地部门很可能会认为男性和智力障碍的女性结婚是“一箭双雕”:既解决了流浪人口的问题,也解决了光棍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发声也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它们意识到这不是维稳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捷 径”,公众对这种默许和包庇违法犯罪的行为是不会接受的。

这个话题继续延伸,我们也可以看到精障人士的性同意问题还未获得充分关注。参考台湾关于性侵的立法讨论,其中提出:关于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表达性同意的能力,不能仅以年龄和智力水平来划分,因为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缺乏性知识和性同意知识。应该引入一条新的标准,即对这些知识的了解程度,以此来做具体的判断。由此可见,“难以判断本人意愿”或“缺乏行为能力”不应成为忽视精障女性权益和代为决定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