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 独家:“墙国韭菜”出逃记

中国数字空间词条:异议人士原文

6月的一天,徐峥和父母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他告诉他们,他又要去打工了,不知道多久回来。他心里想的是,他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相见了。

在深圳蛇口海关出境时,他佯装淡定地一一回答公安边防的提问——他持有乌克兰的商务签证,去考察当地的餐馆市场,计划开一家中餐馆,一个月后回来。警察反复检查他的文件,又把他带到一间小屋里继续盘问。徐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旦出现任何纰漏,不仅行程泡汤,最担心的是万一护照被边防人员剪角,他就再也不可能“逃离墙国”了。

所幸的是,一个多小时后他被放行了。6月25日这天,坐在从蛇口开往香港的船上,他的心里五味杂陈。一到香港机场,泪水就涌上眼眶,他想到2019年8月数十万示威者曾在这里静坐,抗议警方暴行,要求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

当飞机终于在夜色中驶离香港时,他再也忍不住地号啕大哭。

“我的眼泪一直掉,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能去哪里,但是我知道我说话,我再也不会被中国的警察喝茶抓捕这些了,” 徐峥对美国之音说。

近日,徐峥在推特上以“希尔@antichinaccp”的化名详细记录了“逃离墙国”的曲折经历,包括如何应对中国海关的严苛盘查,引来大量关注。

他选择在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百年这天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接受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

“我不打算匿名了,就堂堂正正地视频,说出自己的真实经历,”他说。

因为“六四”被退学

徐峥自称是一名“墙国韭菜”,23岁,四川雅安人,在东北长大,高中肄业。他说,自己读书晚,20岁才读完高三,但是2019年高考前几天,他被学校劝退,因为他和学校党委书记围绕89天安门事件吵了一架。

“那个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洗脑,说当年资产阶级煽动学生暴乱,想推翻共和国之类,我说那不是真的,学生因为反对贪污腐败,想要言论自由才走上街头。然后老师就把我举报了,通知了学校的党委书记。”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16岁的徐峥开始 “翻墙”。当时香港人争取民主和普选的“雨伞运动”正如火如荼。学会翻墙后,他说自己看到数不清的中国政府打压人权的悲惨案例,从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到拘押上百万新疆穆斯林,还有因为被指泄露中国最高领导人隐私被重判14年的牛腾宇……

“我知道这些以后内心非常痛苦,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公开场合去声援他们,因为那样的话我也会有生命之灾,所以我一直是很煎熬的,” 徐峥说。

此间,他也有过两次被“喝茶”的经历:一次是2018年因为用QQ邮箱签署了美国白宫网站上抗议北京新疆政策的公开信,他被警察直接从学校带走;还有一次是2019年成都秋雨教会牧师王怡因“煽颠罪”被判刑后,他在微信上喊出“王怡牧师无罪”后被当地派出所传唤。

铭记2019年香港的夏天

被退学后两天后,徐峥在深圳罗湖区一家便利店谋得了一份工作。他回忆说,那时深圳遍地都是“三和大神”(深圳市龙华新区三和人力市场周边凭借日结薪水和低廉成本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找个工作不是难事。

“我之前做过很多工作,都是所谓的低端人口工作,比如外卖员、快递员、餐厅服务员、收银员这些工作。因为我没有办法读到大学,就没有办法找到看起来比较体面的工作,”他说。

徐峥告诉美国之音,选择去深圳打工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香港正在爆发“返送中”抗议,他想加入港人,做一次真正的“反贼”。

那时大陆居民办理港澳通行证并不困难。在便利店打工期间,徐峥偷偷去过两次香港。他参与了200万人的大游行,听到整整一条街的人都在喊“打倒共产党”;他看到警察用催泪弹击中了一个小孩的头,鲜血直流,母亲在一旁绝望地哭泣;他与香港市民传阅的《苹果日报》,如今这份报纸已经被迫停刊。

“我会铭记一辈子,2019年的夏天,”徐峥说。

秘密策划出逃路线

那时他还没有“逃离墙国”的念头。他还期盼美中贸易战可能会迫使中国开放。可是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中国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旅行限制。自去年初,中国暂停办理因私护照的消息四处流传。不断有人在网上发布自己办护照和出境被拒的消息。

当年11月,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尹成基在一次有关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会继续“严格控制不必要人员跨境活动”, “从严审批中国公民旅游等非必要事由的出入境证件申请,劝阻和限制内地居民旅游、探亲、访友等非必要、非急需出入境活动。 ”

徐峥坐不住了。

“我在推特上看到了大量的信息,显示习近平要闭关锁国,结合办护照这么难,我开始紧张了,今年2、3月就开始有了离开的想法,”他说。

“我这样的墙国韭菜,想取得发达国家的签证非常困难,只好作罢,但是没有签证绝对无法通过内地的口岸边检,”他说。

他开始研究各个国家的入境和隔离政策,结合推友的分享和自己的经济能力,策划出逃路线。经过几个月的秘密筹划,他决定从蛇口出关,坐船到香港,再从那里经伊斯坦布尔飞抵乌克兰首都基辅。

“我是躺平族,打工时不会花很多工资,一直存钱,机票以及各种手续用了将近两万元,我存了一年,” 徐峥说。

他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家人和朋友。他觉得中国现在弥漫着一股文革的气氛,担心被人举报。他说,周围的同龄人中至少八成都是和官方站在一起的“粉红”,他其实没什么能说心里话的朋友。

警察来了

7月1日,北京正在举办盛大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活动,徐峥在这一天来到中国驻基辅大使馆前抗议,也第一次将自己的照片发布在推特上。

“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压迫和折磨。我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韭菜,只能卑微的站在中共国大使馆门口举牌发声,”他写道。

几个小时后,中国警察找到了徐峥在四川老家的父母。徐峥说,连日来,警方不断骚扰他们——监控电话、控制行动自由,还到家中抄走了他留在中国的手机、电脑等物品。

母亲通过微信和他语音时,父亲在一旁对他破口大骂:“你个狗汉奸,国家有什么不好?你赶紧回来自首,要不就死在国外,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

徐峥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父母都是老实人,也是普普通通的“墙国韭菜”,父亲是国企的下岗职工,母亲是个体户。他们不是党员,也不是既得利益者,拥护共产党仅仅是因为党国的宣传。

“可是就算他们心里向着红,中共也不会因为他们亲政府而不去骚扰他们,”他说。

乌克兰不是久留之地

那次在大使馆门口公开露面后,徐峥收到了很多辱骂他的留言,还有人威胁说,他的照片已经被发到当地“爱国华人群”里,如果他露面就会尝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滋味。

“我在这里也是很担惊受怕的,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使馆的这里有专门的微信群,和统战部合作,每天都在收集在基辅的这些华人的思想动态,我的行踪可能会被人记录,”他说。

就在徐峥离开中国的同一天,据美联社报道,北京以扣押50余万株准备出口到乌克兰的中国疫苗相威胁,迫使该国撤回了一项支持彻查新疆人权状况的声明。 这项由加拿大发起的声明获得了40多个国家的联署。

这个消息对徐峥来说宛如晴天霹雳。他觉得乌克兰不是久留之地。他担心中国会进一步施压将他遣返。

一场没有回头路的逃亡

7月11日,在基辅度过了焦虑不安的十余天后,徐峥搭上了一架从乌克兰途径荷兰飞往厄瓜多尔的航班,并选择在阿姆斯特丹“跳机”。他说,荷兰反对香港“国安法”,谴责新疆集中营,这样的国家能保护人权。 他希望能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

“我真的不敢再回中国去了。在中国任何批评习近平的都会受到严厉的折磨,” 向机场荷兰警方申诉前,他给美国之音发来最后一条视频。

徐峥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走向哪里,命运将会如何,他只知道没有回头路了。他会害怕,觉得孤立无援,但是不曾后悔。

有时他会望着和父母在照相馆拍的那张照片默默流泪,尽管自己与他们政见不同,但毕竟一起生活了20多年,那份亲情是永远割舍不断的。

他还想对“墙国”里每一位和他一样渴望自由的人说,走出来的机会就像1949年登上去台湾的船那样珍贵,希望大家都能活在不会有文字狱的地方。

歪脑 | 这些千里之外的内地人,成为香港运动的一部分

中国数字空间词条:CDS专页:大陆人看香港抗争原文

作者:pxmls
在内地一大学就读的学生常阔至今仍记得2019年国庆节。香港街头国殇大游行,警察打出“反修例运动”第一枪,击中一名中学生,全港震动;与此同时,她的学校正在组织欢庆建国70周年纪念活动。

辅导员特别邀请她到报告厅,观看阅兵直播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同受邀的,清一色是优等生、学生干部,或“少数民族代表”。他们将国旗贴在脸上,合唱《我与我的祖国》,落泪鼓掌。常阔感觉局促,“很想赶快走掉”,同时困惑,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和大家有同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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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宣传海报 (网络图片)
她没有干部头衔、成绩也一般,但她很清楚自己为何在此。辅导员寄望通过这类活动教育她“迷途知返”。

节后的共青团团日班会,辅导员突然让常阔在全班面前分享看电影的感受。常阔认为辅导员或期待“看起来很港独”的她能“按照他的希望说出爱国爱党的话”。但常阔谈起最近香港的事,希望大家看到主流报道外每个人的真实生活。

会后,班干部问常阔:“你是不是港独?”

她感到强烈耻辱感。

“屡教不改”使常阔遭遇冷暴力。她从同学处听说,其他学院例行点名时向众人通报,“我们学校某一个同学被境外势力洗脑,她讲的港独、女权都是境外势力”,提醒学生小心。那之后,常阔被社交孤立,甚至从性别社团认识的同学也删除她微信,不再理睬她。

常阔并非个例。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内地不少同情或支持运动的个人,笼罩在爱国主义政治氛围下,沉默、被封禁,成为他们普遍的经验。这些与香港远隔千里的内地人,成了运动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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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街头国殇大游行时警察逮捕游行者 (图片来源:AFP)

付出巨大代价的网络资讯搬运工

2019年6月起,因反对《逃犯修例》修订草案,香港民众走上街头。随着运动愈演愈烈,简体中文舆论环境对示威者的厌恶、爱国主义的情绪日渐高涨。为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的,是当时大批民族主义青年“翻墙出征”,与反修例网民骂战,向境外输出“爱港爱国正能量”。而鲜被提及的,是一批关注香港的青年也翻过高墙,却做反向信息输入,转而向国内网络不知疲倦地搬运运动信息。

2019年7月,帝吧发起“反对暴力乱港、守护一国两制”出征行动,翻墙到Facebook洗版,香港社交媒体出现大批简体字留言。随后“饭圈女孩”等各网络群体持续出征,官媒“共青团中央”官微与央视新闻联播亦对此表示支持,称“从饭圈女孩到帝吧网友再到广大海外留学生,所有爱国爱港的力量正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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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吧出征”成为当日热点事件榜首 (网络图片)
战火烧至支持运动的香港艺人。他们遭遇不成文的官方封禁,封杀名单包括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歌手何韵诗,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金像金马双料影后叶德娴、影帝黄秋生等。

哪怕并非表达政治立场,只要有同情运动“嫌疑”,都可能让公众人物退圈。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内地学者方可成因转发运动相关资讯被全网删号,永久封禁;歌手容祖儿微博发布在飞机上戴着口罩的照片,刘海恰巧遮住一只眼睛,写道“只知道飞”,即被网民视为港独,“飞”字解读为Free的谐音。她迅速从湖南卫视双十一晚会表演名单中消失。

容祖儿微博照片 (网络图片)
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港台、新疆政治议题成为绝不可冒犯的领域,“辱华”抵制延烧至体坛、时尚品牌等领域。NBA总经理莫雷在推特发布“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标语,随后整个NBA一度在中国被禁;德国球星厄齐尔因支持维吾尔族言论被大陆全网除名;Dior中国地图缺失台湾争议,到最新的H&M新疆棉花争议,都是类似事件的不同版本。

长期关注社运与公共议题的内地青年社群,在这个浪潮下持续小范围、零星地表达对香港的关注。常阔因为没办法忍受整个宣传机器颠倒黑白的程度”,频繁在朋友圈不设分组地转发香港局势新闻动态,搬运学者解释运动的文章,希望更多不知晓或不关心的人看到,“打破信息差”。她也试过在线上与不同立场的人交谈,但往往“很多挫败,也付出一些代价”,轻则冷嘲热讽,重则拉黑删除。

网上发声的代价,轻则删帖,重则封号。他们的微博、微信、豆瓣、QQ空间、网易云音乐账号不断重建。

账号可以重开,但不同政治立场落入真实世界,就切实地影响了真实生活。

作为大学公开为性少数,加上异见学生的身份,常阔常年处于监视中,她每星期要去几次学工处或团委汇报,辅导员会通过同学了解她的日常动态,行踪被掌握,甚至要时不时发定位给辅导员。常阔感到痛苦和窒息:“我并不想被当成一个问题学生这样被对待,而是希望对方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人。”

最终她付出了人际关系的代价。常阔发现,经常的转发和政治表露,换来了很多同学的默默屏蔽。有时她会怀疑自己做这些转发的意义,支持反修例运动是否“只是一种自我认同和肯定”。

后来常阔听说两个案例。有人匿名发布一篇自己在香港运动中的见闻,深夜被大学同学实名挂朋友圈,称“毕业生某某一定是收了境外势力的钱”。也有人转发学者周保松关于香港争取自由的文章,被初中同学反复辱骂,甚至挂进初中班群,意图让其“社会性死亡”。

沟通无果与恐惧,使她断绝了与原本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的信任。被监视的不适感也使常阔无法再信任同学老师,最后全部屏蔽。

关注香港使得她遭遇许多,香港舆论也并不会对此关注和回应,但她依然选择继续关注。她认为,作为内地人,没有像香港人那样的反抗空间,她其实是通过对香港运动的关注和支持来表达自己的反抗。

举报文化深入工作生活

民族主义浪潮之下,另一个出现的社会现象是举报文化盛行。2019年7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曾因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置身香港游行现场照片,被网民举报为“港独”,遭遇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其公共账户被关,甚至被警察带走问话,一度短暂失去自由。

内地大学生秦宣活跃于Instagram做政治创作,写诗或画画声援香港。2019年11月,他收到学校电话,称学校接到举报,得知他在境外网站发布相关信息,要成立调查组专项调查。

秦宣回忆,他被叫到学工处会议厅。赶来的学院党委书记和辅导员在门外被拦下,学工处两名领导表示要和秦宣单独谈话。他们拿出举报者的截图,拿他“当犯人一样”,一条条询问贴文意思,问他怎么看待一国两制,怎么看待香港运动。

对话被记录下来,秦宣不知会交给谁处理。学工处在调查结束时告知,这轮是“学校找你”,不确定后续是否会有公安或国安更高层面来找。因这场风波,学校一度想取消其奖学金评选资格,因学院保护而得以保全。

作为交换条件,秦宣手写一份保证书,当中写道:“本人支持一国两制,保证不再翻墙和使用墙外软件。”并承认错误,删除已发表内容。保证书写满整页A4纸。

2019年11月,公司白领于波收到朋友转来的举报网贴。贴文称他为“党内两面人”,其朋友圈内容被一一整理,并用红字标出他真实姓名、工作地、教育背景,及中共党员身份。打开链接瞬间,于波血气上涌,心跳剧烈加快,满头大汗,“好像有很多人在指责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于波自己都不敢再打开那个链接。

一周后,他曾就读的大学通过舆情监测获知此事。这则举报从学校宣传部转到学生办,也传导至学院,学院领导向他导师打听这个学生的思想状况有没有什么问题。于波早在几年前毕业,学校的调查尚未造成实际影响。

一个月后,公司也监测到此舆情。领导先“绕着圈子”向他所在部门负责人打听其平时为人处世,然后办公室打电话给于波,表示公司会组织各部门开会讨论。挂断了电话,于波几天睡不好觉,像在“等待审判”。

下一个周一,公司党支部、办公室、人力资源、法律法规部门及直属领导坐满会议室。于波提前想好策略,在会上指出自己作为10年党龄老党员,“肯定是坚决支持一国两制的”。企业党支部对这类事件也没有经验,“既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企业党支部当然也不希望继续上报,以免事件继续发酵”。他们想到折中方案,为免后续麻烦上门,要于波写下承诺书,作为公司已有所作为的依据,希望事件到此为止。

于波原做好“被离职”准备,但部门领导表示“尽量会保他”,希望他配合公司要求。他上交的承诺书被党支部书记逐字逐句修改,以符合“承认错误的诚恳态度”。软硬兼施下,于波纠结万分地交掉这份承诺书。

回想这些经历,于波和秦宣发现,举报者都是他们社交圈的人,然而反复推敲、排查也无法锁定目标,只好将重点怀疑对象全部屏蔽。

被举报经历让秦宣情感遭遇“很严重的摧毁和打击”。那段时间走在路上,他会突然恐惧、心痛,想到认识的人一直持续观察、搜集信息举报他,感觉“像文革一样,与身边亲密的人之间的信任遭到破坏”。秦宣开始特别留意朋友圈的分组,每隔一阵就检视一遍,判断“好友列表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

政治抑郁的内地生,却必须回到内地

2020年,疫情与《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运动进入低潮,失落气氛弥漫。身处夹缝中内地留学生也感受同样的低气压。

中学时期,何郁认为自己受香港启蒙,视香港为文化上的精神家园。后来她来到香港读书,经历过运动的日常:楼上吃饭,楼下放催泪弹,打开手机看到的即时新闻就在正下方发生。经历反送中运动后,何郁发现,对她来说,香港作为一个政治体,已经超过一个文化符号。

“如果说2019年是一种崩坏状态,2020年则是纯粹的腐烂,它就慢慢一点一点烂掉。”参与武汉疫情时救援、再见证国安法成为事实,何郁的政治抑郁跌至谷底。被绝望感笼罩,她去学校的精神科医生确诊抑郁,之后更休学回家半年。

回家前,何郁非常恐惧。她被内地生同学威胁举报。这名主张爱国爱港的同学,被其他学生将个人信息挂在网上,何郁成为他的报复对象。他告诉何郁,自己已在国安网站提交举报她,也给香港、内地警察、军队打了举报电话。何郁也曾听闻有同学从深圳过关时被国安抓走,失联三天的传言。

担心自己被调查,回家前何郁删去社交媒体上所有运动内容,乃至过海关前两晚,她都在通宵删除和备份。过关时,何郁通知几个联系人,告知超过多久没有联系,就去联系父母。所幸后来平安过关。

休息期间,内地自由派同学圈子构成她主要的社交圈。相近政治立场和关心议题的社群支持对她意义重大,让她找到抱团取暖的空间。半年后,她从抑郁中恢复回港。

随处可见的《国安法》宣传海报 (图片来源:AFP)

在港修读硕士的高逸有相似感受。毕业前夕,运动带来的政治剧变改变学术环境,他所在学校的中国研究中心随之关闭。高逸的研究方向,正涉及中国敏感时期历史,他的研究内容不再被许可,这一噩耗给他的人生带来悬浮和停滞感。

身处香港时,高逸精神状态濒于绝望,他认为这种情绪是创伤应激(PTSD)。触发创伤的契机是他采访一位示威者,听对方讲述自己如何在前线,被警方追击,怎么逃跑,被抓,被殴打,被关进监狱,保释后被骚扰,面临各种恐惧。看着对方的眼睛,他意识到对方是活生生的人,甚至可能是平行世界的自己,屏障就此打破,恐惧瞬间涌入。高逸形容这种感觉:“对于一种不受限制的暴力的恐惧,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是没有个体安全的,也没有什么力量能真正地限制住暴力。”有时,他会把通讯录所有人拉黑,跟所有人告别,像“虚拟自杀”,精神好转又再次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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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在前线被警方追击殴打 (图片来源:AFP)
2020年底,高逸回到内地,这让他面临巨大不适。在香港时,高逸零距离接触运动的惨烈,目睹过几近过着家破人亡的生活,然而回到内地,恐惧变成“没有人在乎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解你为什么会因此痛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冷漠给他带来强烈失真和幻灭感。

PTSD渐转为颓废,他觉得自己一两年前还算亢奋,现在则被完全烧干,“过着一种很侥幸的生活”,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像“苟且偷生”。他意识到:“自己认为这种表面正常的生活方式是要被消灭掉的。”

在港长居的内地行动者江思泉感觉,运动的景象已离开很久,政治打压却每天都在上演。

2019年,江思泉每周会去两三次游行现场,去最密集时是中大和理大围城,内地生成群结队撤离,她坚持留在校园,每天参与运动后勤。即便这样紧密参与,仍觉得边缘。“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想要去和对方(反对运动的内地生)说理的状态,更多的做法是发现周围内地生有想要对运动有所理解的想法时,我就会带他走进运动。”

《国安法》落地后,她和准备回内地的友人分别。对方觉得香港的社会气氛已做不了什么,江思泉却仍想见证香港走向哪里。在她可以做的事的列表里,包括在日趋相似的环境中,内地与香港行动圈的日常交流:交流数年来在内地累积的面对威权的经验,比如忽视常常变动的红线,及如何应对约谈与“国宝”。

万物皆香港,被改变的公共生活

 内地公共讨论中的窒息感,从香港运动议题无差别蔓延到其他社会议题。不同公共事件遭遇被歪曲、谣传,最终“万物皆香港”,舆论走向事件背后与香港运动有联系的万能结论。

2021年5月的成都49中发生跳楼事件后,民众在校外手持白花纪念亡者、声援家属,进而演变为警民冲突,有民众被驱散、抓捕。现场视频流传至网络,不少评论称手持白花是被境外势力标志,推断有“港独分子”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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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校外手持白花纪念亡者 (网络图片)
 劝阻邻桌男性在公共场所吸烟后,女权行动者肖美丽一度走红网络,得到支持,随后她被扒出在2014年发过手持“风雨中抱紧自由”标语的照片,因此遭到了曾政治举报过不少人的微博“红色大V”们的攻击,指控她为港独分子,她微博账号被封禁,并遭遇持续的网络暴力。

秦宣所在的一个关注公共议题的青年网络社群经历了聚散,见证近年线上公共生活的变化。社群中的人因2018年某个社会抗争事件相聚,身处不同地点、不同身份,多是网友,未曾见面,却立场与价值相近,共同发声和讨论,逐渐形成共同体。但秦宣意识到,过去积累的“固定”社群,正逐渐被打碎、离散。

原本,他们每天看香港当地的新闻和直播,甚至有群友赶赴香港街头观察运动。后来远处香港的低潮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仍会讨论国安法,但只转发新闻,作为见证和记录,不过多评论,过往的“教训”教会他们这一话题“实在太危险”。随着网络打压加剧,大家对运动的讨论减少,香港新闻从视野里渐淡去,生活里或许有更重要的事。“感兴趣的还会继续去看,不感兴趣的就不会再讨论,”友邻们也慢慢变成了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

这也是反复炸号带来失联的结果,这是一种将人推出社交网络中公共生活的暴力手段。2018年至今,秦宣被炸了21个微博号。最开始,秦宣会不断注册小号,找回友邻互关,继续讨论。然而炸号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注册几天又再被炸,“幽灵号”也不能点赞转发评论,意味着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意味着朋友失联又散开。与此同时,公共发言会招致更广泛的网络暴力,微博成为充满攻击性言论的平台。秦宣慢慢减少用了微博,最后热情降低为零。

失去网络发声平台,秦宣转而建立私密、地下的友邻关系。“在同一个城市里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们就会在私密的空间里见面。”通过私人的联结,也引荐一些朋友,讨论无法在网络空间讨论的话题。但秦宣仍想回到公共讨论中,不然“永远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大家关上门讲话”,他不想让自己变成圈子里面的人。

有人离开香港,有人却走进香港。对学生杨慕来说,炸号惩罚带来了沉默,她意识到自己表达欲被扼杀,长达一年,她不再更新朋友圈。她困惑:“为什么在我好像被惩罚了之后,就不想再去反抗了?”作为内地出生长大的人,杨慕觉得自己长期处于没有希望的政治环境中,“眼见着身边人逐渐成为体制的一部分,环境持续恶化,却什么都做不了”。

她可以共情香港人的政治抑郁,认为这是两地“共同面临的问题”。

 亲友无法阻拦她赴香港念书的信念,她希望自己能更多投身运动现场近距离观察。运动的发展和低潮使她清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她认为在这场运动之后,明白了“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你应该站哪些人。”

所以即使发生了那么多事,她还想去香港读书:“与那么多人有着相似的情感,我在这里将不再那么孤独。”

 (常阔、于波、秦宣、何郁、高逸、江思泉、杨慕均为化名)